经济文化类型

经济文化类型 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

摘要: 从边疆民族聚居地区迁往人口异质性较高城市的少数民族，是否都会变成“碎片化”群体? 不同的民族会发生什么不同的变化?

青岛市朝鲜族移民的“依附—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的“创新—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 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的“半自创半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

深圳市和昆明市一些少数民族移民的“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等。这些情况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出了重构的要求。论文来自中国学术论文网，本网站为您经济论文，如有需要请咨询本站客服人员！

关键词: 经济文化类型; 少数民族; 城市移民

一、文献回顾: 关于“经济文化类型”

理论的有关探讨

( 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来源和引进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20 世纪50

年代两位苏联学者———列文、切博克萨罗夫为了对世界民族进行语言谱系以外的分类而提出的一个分类体系概念。①这一理论在中国取得的学术成果，就是由林耀华和切博克萨罗夫两位教授于1958

年8 月联手完成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

这篇长达3 万字的论文于1961 年在苏联用俄文发表，曾被翻译为日文于1965 ～ 1967 年在日本的《东亚民族学论文集》中连载。直到1985

年这篇论文终于在国内公开用中文发表，②此时博克萨罗夫教授已溘然长世，林耀华教授也已年过七旬。这一具有很大学术和应用潜力的理论成果因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中苏交流中断，被束之高阁20

余年，未能得到深入和推广。

( 二) 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

苏联学者列文、切博克萨罗夫等将经济文化类型定义为“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的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相互联系的特点的综合体”。③林耀华等学者将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发展为:

“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有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④此修订主要表现在两个概念上:

一是用“生态环境”概念取代“自然地理条件”，二是用“生计方式”概念来取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认为“生计方式”不仅能明确地标示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也能容纳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层含义。

( 三) 经济文化类型的应用和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林耀华等一些学者重新重视对经济文化类型的探究。他们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分布情况大体为⑤ :

第一种类型组是采集渔猎型。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部的大小兴安岭和三江平原东北角地区。

这一类型组包括两种经济文化类型: 以鄂伦春族和和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山林采集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采集渔捞型等。

第二种类型组是畜牧型。主要分布于我国东起大兴安岭西北麓，西到准噶尔盆地西缘，南到横断山脉中断的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地带。这一类型组包括四种经济文化类型:

以鄂温克族为代表的山林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高原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代表的盆地草原游牧型和以藏族为代表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等。

第三种类型组是农耕型。广泛地分布于我国除采集渔猎和畜牧类型之外的辽阔地域及众多民族中。这一类型组包括六种经济文化类型:

山林游耕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约农耕型等。

林耀华于1991

年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类型及其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一文，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用一个新的概念“社会文化类型”来分析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①可见，一直到1990

年代初期，林耀华作为中国民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解释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现象时，还在使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

张海洋认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解释能力体现在应用中: 用于世界民族分类，它形成一家之说而与语言谱系分类法相得益彰;

用于探讨人类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原因，它使人们看到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深远影响; 用于阐述中国文化，它揭示出中国( 乃至东业)

文化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并行不悖及相互作用。②中国各民族先民为了适应中华大地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以求生存，曾经发展出种种不同的生计方式和类型。

王建新认为，林耀华在引进、修正和利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过程中，根据中国的客观条件，做了三方面的调整。首先，用生态环境代替自然条件，突出人与自然的互动，避免环境决定论的倾向;

其次，为弥补忽视精神文化的不足，他强调经济文化类型应包括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及制度、意识形态等内容;

再次，加强类型化分析的综合性和合理性，导入体系、类型组、亚类型及分支等操作概念。③吴兴旺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概念本身就把经济与文化组合在了一起，并且，它也是目前民族学中惟一有此名称组合的理论;

其次，是该理论把经济与文化当做一个“综合体”来看待，本身就包含了对经济与文化关系问题的一种认知。

但是，该理论不但忽视文化对经济反作用的研究，而且在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方面，也缺乏深入和思辨。它与同时期由美国学者斯图尔德( Julian Steward)

于1955 年倡导的“生态人类学”( 亦称“文化生态学”)

④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它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剖析，则不及生态人类学的分析深入。⑤但是，李伟和杜生一两位却认为，林耀华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严格意义上属于以生产方式作为主导因素的“中国经济文化区域划分”，而并非类型划分。从分类的角度看，苏联学者所作的经济文化类型定义相对较则更科学和准确，且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我国学者对该定义的修改，即运用“相似生态环境”取代“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用“相同生计方式”代替“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虽从字面表意上较为合理，但因对其分类前提扩大了外延和缩小了内涵，使之在理解上较为困难，容易产生歧义。同时在应用过程中，操作难度较大，不能真正反映出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的耦合关系。⑥

二、在城市移民研究中

重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

( 一) 检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

为了在城市研究中重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我们需要检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城市移民研究中的适用性。

由林耀华和切博克萨罗夫两位教授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关注生态环境、生产

生计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这种理论重视从发生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认识区域文化，强调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入手分析文化的特征，较典型地表现出唯物主义文化论的学术倾向。其研究范式指明了通过对各民族生存环境的比较，对民族经济文化综合体进行区别、分类的研究思路，同时，它明确提出民族的文化特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方向，而经济发展方向又为其所居住的地理环境所制约，因此，形成了“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的概念框架等。

这种理论和方法主要适用于比较简单的前工业社会。对于复杂的工业社会、都市社会，其理论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种理论产生时的20 世纪50

年代也与当今的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它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表述不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过于笼统，无法深入细致地分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进程。它用“自然地理环境”

来表述不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过于静态和刻板，无法系统和动态地分析现代人群的生存和发展处境。至20 世纪80 年代，

“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忽视精神文化的缺陷，渐为人们所意识到。有的学者在该理论中，加入了“社会组织形式及各种典章制度”、“意识形态(

包括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等) ”的分析要素，并在具体应用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可以借用“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和研究思路，以及各种有关的移民研究理论，分析不同民族的移民在现代都市的工商

业社会中“经济文化类型”发生的变化或转型。换言之，我们可以在林耀华和切博克萨罗夫的“传统版”

或“原生态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现代版”或“市场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

( 二) 研究范式的转变: 对城市移民经济文化类型的思考

在以往的研究中，二分法是最为基本的分析框架。社会学和经济学出现了不少经典的分析模式，其基本观点是:

其一，从传统发展到现代，是大势所趋和不可避免的，世界上的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只不过是处在“传统—现代”两极之间的不同状态。其二，传统和现代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必须抛弃自己的传统，否则一味地保持自己的传统特征，就会陷入各种不同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基于“传统—现代”二分法的人口学典型研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传统文化的人必将“与过去决裂”，失去“特殊群体感”，并被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之中。又比如，沃斯(

Wirth) 曾提出“城市性” ( Urbanism)的概念，帕克的继承人雷德菲尔德( R. Redefield)曾提出“乡土—城市连续体( folk －

urban－ continuum) ”。雷氏认为，在文化上可以分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反映都市知识、政治精英文化的上层“大传统( great tradition)

”和在城市之外的、生长于村落共同体之中的乡间“小传统( little tradition ) ”， 即

“俗民文化( folk

culture)”。他们的这一研究取向被称为“wirth －Redfield”模式。

“传统—现代”二分法的基本思想被广泛地应用在了城市移民的研究之中，并具体表现为“对立—同化”分析模式。比如，托马斯( W.

I. Thomas) 和兹纳涅茨基( F. Znaniecki) 的五卷本合著的《在美国的波兰农民》可以算是最先采用类似实证方法的研究著作;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如帕克在研究移民和城市的关系时，不但强调了“传统社区”和“城市社区”的差别，还指出“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培养了各种新型人格”; ①

Kearney 采用“对立—同化”二分法，于1986

年曾明确指出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就是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②城市移民研究中的“对立—同化”分析模式认为，在文化上，移民和自己所在的城市分别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两面，二者本质上是彼此对立和相互矛盾的。人口迁移的结果是;

来自农村的移民如果要被城市接纳，他们就要与自己原来的传统农业社会一刀两断，让自身拥有的各种特征( 如观念意识、信仰崇拜、风俗习惯、组织制度等)

不断地解体和消亡，完全为城市文化所同化。

使用“对立—同化”分析模式并不能完全说明发生于不同类型的城市移民各种现象。

于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提出了“并存(

coexisting)”分析模式，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提出了“联结( articulation)

”分析模式，从学术上反驳了简单的“同化假设”和“对立—同化”二分法的分析模式。比如，李培林针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提出了“连续谱”的概念。

他指出，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二元对立之间，事实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真实世界，并非完全依赖于理想化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

如乡村和都市、传统与现代、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等)

，就可以解释的。③“并存”分析模式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社会网络理论、文化相对论等。研究者发现，外来移民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因素和现代城市因素是可以在一个大体系下共存而生和并行不悖的。余英时在谈到如何理解中国的“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分时强调了，这两个传统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的关系。笔者认为，乡土“小传统”与城市“大传统”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也是递进的关系。迁移到城市就业或创业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只是生活在乡土“小传统”的里，而是生活在乡土“小传统”与城市“大传统”之间。

“联结”分析模式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世界体系理论、“中心—边缘”依附理论、经济均衡移民理论、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嵌入”理论等。

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卡斯特尔( MichaelCastell) 、维斯特( Raymond E. Weist)

等指出，在世界体系中，来自中心( 经济发达地区) 的生产体系的扩展破坏了边缘( 不发达地区) 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组织，造成了当地劳动力的失业或收益下降;

同时，中心地区的发展又会对廉价劳动力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致使大量人口从边缘地区流向中心地区。为什么边缘地带能够持续产生低廉的劳动力，而其价值却为中心地带所攫取?

梅拉索克斯( Claude Meillassoux)在对法国的非洲劳工做了深入研究后指出，世界上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的真正分工是:

边缘地带的作用主要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是非市场化的，所以养活劳动力的费用和成本是很低的;

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时，他们的身上其实带着大量的隐蔽价值。他们的价值通过中心地区的生产体系得以实现。但是，当这些移民年老体衰、劳动能力下降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农村家乡。农村劳动力在生产和使用上存在的割裂，正是中心地带能够不断从边缘地带获取劳动力及其经济剩余的秘密所在。

①

这些来自边缘地区的移民不仅为中心地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中心地区的劳动力价格，还在政治上使中心地区原有的工人阶级分解，从而更有利于居于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部门。这种人口流动还导致了边缘地带在意识形态上对于中心地区的依赖，并使边缘地区丧失了把握发展机会的意识和能力。

在上述的双重劳动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波特斯( Alejandro Portes) 和巴赫( Robert Bach)

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也就是在双重市场之上增加“民族聚集区”因素。他们运用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理论曾经对外来移民的聚居区进行分析，不同族裔的移民不但会在迁入发达国家之后形成自己的聚集区，聚集区之所以能有自己发达的经济，就是因为它的封闭性能使人们依赖于社区内独特的结构，从而拥有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及其经济圈，而且会对其来源地的人有特殊的吸引力和网络拉动力。比如，美国的唐人街从前确实曾经作为华人移民及其所居住的避难所，但是后来它已经演变成具有很大弹性和强大生命力的一种大型“民族聚集区”和民族经济区。中国“浙江村”作为一个温州商人聚集区，不但跨越了地理空间上的有形边界，也跨越了行政管理体系(

中央政府、北京市政府、浙江省政府、温州市政府; 工商管理系统、税务管理系统、城市管理系统、公共卫生管理系统等) 、组织体系(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党团组织、农村社区组织等) 和身份体系( 城里人与乡下人、农民与工人、干部与群众)

等一系列的无形边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服装市场运行机制和有活力的社会经济区域。这类事实也说明，我们的研究可以将“并存”分析模式和“联结”分析模式，形成一种更为综合的分析模式———

“并存—联结”分析模式。

可见，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经济文化类型在城市中的转型不但是可能的，也是现实

的。城市移民“聚集区”及其经济圈已经成为了现代和传统、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联结体，它们在把具有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阶层构成的农村和城市“联结”起来的同时，也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之间生成了拥有自身特点的生存特征和发展模式，即在移居的城市中逐渐形成自己新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大体系下的小社会”。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范式面临着从二分法向多维度分析的转变。

( 三) 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假设和分析模型

我们依据上文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各种移民理论和方法，以“对立—同化”和“并存—联结”两种分析模式，从“经济生活”的“融入—依附”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自创—移植”两个维度，对城市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和分析模型。

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而言，尽管其原有的经济文化类型五花八门( 如本研究里涉及的几个民族分别是:

蒙古族的高原戈壁草原游牧型、藏族的高山草场畜牧型、朝鲜族的平原集约农耕型、傣族的丘陵稻作型、彝族和白族的山地耕牧型等)

，但是，他们的经济文化类型基本上都是基于居住地的生态环境而发展起来的“原生态”

的经济文化类型。当少数民族从乡土社会迁移到城市里来谋生的时候，他们首先遇到的是如何适应城市市场的机遇和挑战，即他们对城市的就业、创业、经营、服务、居住、教育、语言、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的适应，或实现市场化的转型。概言之，各个少数民族的移民在城市中都面临着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向“市场型”的转型。

城市少数民族移民在经济文化类型上的转变形式，有可能出现如下的4 种类型。

经济文化类型1:

反映了这类城市移民逐渐融入城市的主流经济体系之中，并为城市原有的社会文化系统所同化。在城市体系中，这类移民由于人口数量少、从事的行业不集中、居住分散等，没有形成自己的聚居区和经济交往圈，因此，其自身的民族或地域传统文化特征不显著。

经济文化类型2: 说明了这类城市移民虽然在城市经济中创建了自己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但是，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却存在着逐渐被居住城市主流文化同化的可能性。

经济文化类型3:

显示了这类城市移民在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经济领域里的就业或创业，依附于或完全融入了所在城市的经济体系，他们的职业行为和经营活动是当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是，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既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或地域传统文化特征，又积极吸收现代都市的各种新型文化元素，试图形成自己新的民族或地域文化。

经济文化类型4:

这类城市移民有自己的居住和经营聚集区。这类移民在城市经济中创建了自己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但是，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一方面具有相对封闭性和自己发展的独立空间，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具有一定的兼容性，成为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甚至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结体”，二分法在他们的身上越来越不适用，他们在经济、社会身份、文化认同等具有多重性。

在上述的4 种大类型中，每一种类型之下还可能划分出各种更细的小类型，还可能出现组合式的类型。

( 四) 本文依据的调查资料

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来自: 笔者主持的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各民族散居化趋势”。该课题于2006 年下半年正式立项，2008

年上半年完成实地调查和数据处理工作。该课题的调查地点为: 我国四个有一定代表性城市(

如华北的呼和浩特、华东的青岛、华南的深圳、西南的昆明等分别代表中国东、西、南、北四个区域)

。问卷调查和入户深度访谈调查法是我们主要运用的两种方法。本文选用了该课题的有关调查资料，故不再一一给予注明出处。

三、影响“经济文化类型”转变的因素分析

由林耀华和切博克萨罗夫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和方法，尽管无法说明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但是，这个学说形成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的概念框架，是有价值的。将城市移民与经济文化类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尝试着参考各种移民理论和方法，丰富和发展“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即以“生存环境—经济发展方向—文化特征”为思路，分析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向“市场型”的转型，发展出一套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经济

文化类型”分析框架。

那么，我们就需要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 经济文化类型又是如何转型的? 转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大致可以找出四大类影响经济文化类型转变的因素，每一类因素里面还包含有各种具体的因素:

( 一) 移民自身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会受到其自身的迁移人口数量、原有的生计方式和经济实力、在城市从事行业的集中度、居住的聚集度、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厚程度、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社会网络、语言使用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类因素不但包括移民自身的客观因素，也包括其自身的主观因素。

移民自身在城市中的生计方式和经济实力是最为基础的因素。我们的调查显示，在6 个民族中，朝鲜族、蒙古族、白族和回族等4

个民族获得目前工作的首要途径是“自己应聘”( 48. 1%～ 60%) ，而彝族和傣族两个民族的受访者获得目前工作的首要途径是“朋友同事介绍”

( 26. 7% ～ 36. 1%) 。在6 个民族中，傣族、回族、白族、彝族、蒙古族等5 个民族受访者中月收入1 000

元以下的低收入者的比例都较高，其中，傣族受访者的比例最高( 50. 0%) 。朝鲜族受访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一些，月收入3 001元及以上的占36. 7%。

移民从事行业的集中度和居住的聚集度也非常重要，民族社会经济聚集区理论就是据此提出的。调查表明，在目前从事最多的行业方面，6个被调查民族中，蒙古族受访者的行业集中度最高(

83. 9%) ，其行业为“饮食服务业”; 回族、白族和傣族3 个民族的受访者的行业集中度也较高( 64% ～ 69%)

，其行业也是“饮食服务业”;朝鲜族受访者的行业集中度较低( 23. 5%) ，其行业为“生产制造业”。

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在6 个民族中，彝族( 63. 9%) 和回族( 64. 3%) 两个民族的受访者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高于白族、蒙古族、傣族3

个民族的受访者，远高于朝鲜族受访者;朝鲜族受访者在“外资或合资企业” ( 35. 4%)工作的受访者比例远高于其他5 个民族的受访者;

蒙古族受访者在“个体工商户” ( 46. 0%)工作的比例高于其他5 个民族的受访者。6

个民族受访者在工作单位中的职位，排在第一的都是“企业普通员工”。蒙古族受访者除了当“企业普通员工”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当“个体工商户” ( 11. 7%)

，朝鲜族受访者除了当“企业普通员工”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担任“企业中高层干部” ( 15. 4%) 、“企业基层干部”( 14. 1%) 、“私营企业主”(

14. 1%) 和“专业技术人员”( 11. 5%) 等。

我们对移民子女民族认知的调查表明，表示子女愿意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6 个民族受访者的比例排序， 由高到低依次为: 傣族( 95. 2%) 第一，蒙古族(

95. 1%) 第二，回族( 94. 0%) 第三，朝鲜族( 88. 0%) 第四，白族( 87. 9%) 第五，彝族( 70. 6%)

第六。表示子女愿意学习本民族语言的，6 个民族受访者的比例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 蒙古族( 96. 3%)第一，朝鲜族( 94. 4%) 第二，傣族( 90.

9%)第三，回族( 85. 3%) 第四，白族( 84. 4%)第五，彝族( 75. 5%) 第六。

( 二) 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的作用

在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形成的移民自身因素中，起最重要和实质性作用的是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他们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城市中的生计方式和经济实力。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2009年5

月16 日上午我问沈林先生: “如果用一种动物来比喻，中国的少数民族企业像什么?”沈林答道:

“蝴蝶。因为他们很弱小、很脆弱，人们通常把他们做成或看成‘标本’。”我说: “这是说到了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蝴蝶会发生‘蝶变’”。

陈国贲和张齐娥在《出路———新加坡华裔企业家的成长》中写道:

移民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将移民与企业家精神联系起来，去认识随着时间的

发展移民如何把自己改造为小商人、商人、企业家、实业家的过程却是相当新颖的。他们摆脱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被堵塞的机遇，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创造出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①陈国贲和张齐娥所研究的新加坡华裔企业家的成长过程，就是华人企业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蝶变”。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成长的不是没有基础的，他们具有一定的民族资源，即显著的文化特征、民族价值观、家庭、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等，这些特征和优点使他们在离开家乡之后在迁入地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和企业经营。②由此，我们类推出，在中国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中要转变或创建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企业是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是转变或创建本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个结构性的实体作为依托，新的经济文化类型将无立足之地。在民族企业这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组织中，企业家可以运用本民族自身显著的文化特征、民族价值观、家庭、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等民族资源，获得创业资本、廉价劳动力、商业信用等，谋求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进一步来看，一个民族的城市移民在转变或创建本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过程中，其民族企业的数量、经济实力和行业集中度等毫无疑问是转变或创建本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硬指标。相应的，其企业家的素质、数量、魄力、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等，也是转变或创建本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关键因素。反过来看，如果一个民族的移民在城市中分散在各个行业中只是充当一般的劳工，没有创建起自己的民族企业，也没有出现本民族的企业家，这个民族在城市中又如何转变或创建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呢?

可惜的是，我们在本次调查中还没有形成这个清晰的思路，未开展系统的专题调研。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相关的调查数据和案例，推导一个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或创建的可能性。

( 三) 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比如，所在城市的经济结构和行业发展状况是移民能否在经济文化类型上实现转变的

基础，因为这与移民的就业和创业有直接关系。如果移民在该城市都没有什么就业和创业的机会，有谈何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呢?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6 个民族中，朝鲜族、蒙古族、白族和回族等4 个民族获得目前工作的首要途径是“自己应聘” ( 48. 1% ～ 60. %)

，而彝族和傣族的受访者获得目前工作的首要途径是“朋友同事介绍”( 26. 7% ～ 36. 1%) 。

( 四) 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因素

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政策，如人口迁移政策、户籍管理制度、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等，都会对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产生影响。在影响经济文化类型的因素中，这类因素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外部约束性因素。

四、城市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

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自身本来就比较滞后，所以他们迁移到城市之后虽然出现了新的经济文化类型，但是严格来说其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目前只是一种雏形，即还没有完全成型。在我们调查的几个少数民族中，比较明显地出现了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转变的有:

青岛市朝鲜族移民的“依附—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的“创新—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的“半自创半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深圳市和昆明市一些少数民族移民的“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等。

( 一) 青岛市朝鲜族移民的“依附—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

据调查，目前，已有8 000 多家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发展，近10

万名韩国人长期工作、生活在青岛，青岛已成为韩国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韩国人居住最集中的中国城市。韩国是青岛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因此，也有12

万朝鲜族从东北地区( 以吉林延吉为主)迁移到这里的韩国企业中工作。我们的调查显示: 朝鲜族受访者主要分布在“生产制造业”( 23. 5%) 、“饮食服务业” (

15. 3%) 和“商业贸易”( 14. 1%)

等三大类行业中，就业范围广泛。青岛的朝鲜族是依附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而迁移到青岛来的，也主要是依托韩国企业而生存和发展的。

我们不能用二分法来看待青岛朝鲜族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从朝鲜族与韩国企业的关系来看，他们的经济文化类型是依附式的;

但是，从朝鲜族与当地政府和居民等的关系来看，他们的经济文化类型又是移植式的。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青岛市朝鲜族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可能是“依附—移植式”的。在青岛市，从政府政策、就业和经营、学校教育、宗教生活、居民社区社会、语言与传统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来看，朝鲜族在经济文化类型上虽然出现了新的雏形———“依附—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但目前还不能完全断言其真正的内容和形式。其中，最为根本的是，青岛朝鲜族绝大多数是韩国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或普通员工，还没有出现大批的朝鲜族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又比如，在宗教方面，青岛朝鲜族只是韩国基督教组织的代言人

或代理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运行的基督教组织。换言之，其实力和社会组织基础还不够强大，还不足以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型的经济文化类型。

( 二)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的“创新—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

近年来，呼和浩特不但借助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乳业发展迅速，已成为闻名遐迩的“乳都”，而且随着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有着鲜明特色旅游业也快速增长，市区内餐饮场所众多(

其中，有几条蒙餐街)

，蒙古族特色的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非常迅猛，蒙古族工艺品店和草原土特产品店星罗棋布。由此，我们大约可以看到，在被誉为“青城”的呼和浩特，蒙古族移民正在逐渐地将草原上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文化移植出来，并试图在现代城市中，使蒙古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商品化和市场化，建立起一种符合现代都市需求的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比如，蒙古族的饮食与草原的生态环境、物产资源、文化特点、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有关。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向“市场型”的转变，其推动力来自各级政府、企业家和消费者等。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的这种“移植式”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是否成功主要看各级政府、企业家和消费者等的推动力是否强劲，在迁移的过程中这种转型是否具有很好地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性，这个转变不会导致当地社会文化的抵触，因为，蒙古族的迁移虽然是从牧区到市区，两者虽然有差别，但是无论是牧区还是市区，都是蒙古族自己的文化地盘，两者不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这样，在蒙古族迁移到城市的过程中，自然地就会把牧区和市区联系起来。即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在“移植”中，会将移民的来源地和流入地联系起来。

只有移植，没有创新，其经济文化类型必定难以发展，蒙古族离开牧场来到城市中，创新性地建立商业化的饮食服务、民族工艺品商贸等经济活动，蒙古族正在形成一套新的经济文化类型的雏形。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草原产品都市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创新—移植式”的。蒙古族移民在呼和浩特正在形成相对集中的经营聚集区。蒙古族的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在城市经济中正在创建一种外向型的经济模式:

一头是草原和牧场，另一头是外部更大的中国和国际市场。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一方面具有相对封闭性和自己的独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具有一定的兼容性，成为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甚至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结体”，二分法在他们的身上越来越不适用，他们在经济、社会身份、文化认同等具有多重性。

( 三) 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的“半自创半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

在昆明，有一个从会泽县新街乡迁来的回族群体，总人口约1 万多人，他们设立了9 个养奶牛的基地，掌握着昆明90% 的清真牛羊肉市场。

其中，最大的两家回族企业，分别由穆盛达和穆宏达掌控。2007 年12 月28 日上午，我们访问了穆宏达先生。他的企业掌握了昆明60%

～70%的屠宰牛交易市场。可见，在经济活动方面，回族移民在昆明市强占或创立了大部分的活牛羊交易和屠宰、牛羊肉市场等。故我们称其为“半自创”的经济活动。

他们虽然在城市经济中创建了自己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但是，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却存在着逐渐被居住城市主流文化同化的可能性。在社会文化方面，他们使用汉语和汉

字，存在着逐渐被居住城市主流文化同化的可能性，而且，个别领头人物还是共产党员。如穆宏达的公司还建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的领域。但是，由于他们是穆斯林，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权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他们不可能被完全同化。因此，我们称其为“半融入”的社会文化生活。总之，昆明市回族移民“清真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半自创半融入型”的。

在昆明市，傣族和白族也在试图发展有本民族特色的餐饮业、民族歌舞、民族工艺和服饰等，这两个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在城市市场上的转型可能也是“半自创半融入型”的，但是，其自创的程度低于回族，而融入的程度高于回族。论文来自中国学术论文网，本中心专业从事发表医学论文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本站客服咨询洽谈！

( 四) 深圳市和昆明市一些少数民族移民的“融入型”经济文化类型

我们的调查还显示，在深圳市各个企业中就业的苗族、侗族、瑶族等，在昆明市就业的彝族、壮族、白族等，这些少数民族由于人口数量少、从事的行业不集中、居住分散等，没有形成自己强大的聚居区和经济交往圈，因此，其自身的民族或地域传统文化特征不显著，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有可能逐渐融入城市的主流经济体系之中，并为城市原有的社会文化系统所同化。

“经济文化类型”变迁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究。在上述的4

种大类型中，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简要地概述和分析了个别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中“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每一种类型之下可能划分出各种更细的小类型，或者，还可能划分出其他组合的经济文化类型。这只是一种大胆的初步尝试，更为深入的探讨还要接着做下去。

比如，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的“碎片化”与“经济文化类型”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经济文化类型”与来源地、迁入地分别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原生态型”元素还剩多少?

他们的“市场型”转变与原有经济文化有多大的关系? 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究。一方面，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伍兹曾指出，变迁孕育变迁( change

breeds change) 。①经济文化类型中某个部分( 如生计方式、经济环境等)

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相应变化。②一旦一个民族原有的经济生产体系、生计方式发生了改变，必将导致其相应的新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

在此，要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形成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和企业家，才有可能在一些行业具有相当的实力，③即形成本民族的产业聚集和民族经济，也才有可能形成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简言之，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是形成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经济文化类型”中各个方面的变迁中，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的出现是最值得关注的方面。相关信息原创文章如转载请注明：转载自『中国学术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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