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城讲义之《春秋》导读

《春秋》简介

大纲

一、《春秋》之为通名与专名

1．《春秋》之为通名

2．《春秋》之为专名

二、孔子与《春秋》

三、作为史书之《春秋》

1.《春秋》是中国私人著史的开始

2.《春秋》是一部编年史

3.《春秋》是一部春秋的列国史

4.《春秋》是一部信史

四、作为经书之《春秋》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春秋》是一个周代各诸侯国官修史书的通名，同时《春秋》又是鲁国官修史书的专名

K02：从总体上说，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春秋》一书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官修史书改编后所著的一部书

K03：《春秋》作为一部史书而言，它有下面几个特征：是中国私人著史的开始；是一部编年史；是一部春秋的列国史；是一部信史

K04：《春秋》作为一部经书而言，它经过了孔子的笔削，体现出孔子自己独特的用心在里面

正文

一、《春秋》之为通名与专名

1．《春秋》之为通名

《春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春秋》可以说是最受争议的著作之一。有人认为这是最能体现儒家微言大义的一部伟大经典，但也有认为这是一部最不成东西的东西，比如民国时期的大学问家钱玄同就这么认为，更早以前，传说宋代的王安石也批评《春秋》是一部“断烂朝报”，即残缺不全的朝庭公文。于是，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这部书会让人产生如此大相径庭的评价呢？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

但严格地说，《春秋》原本是一部史书。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史学传统的民族，自古就有国家修史的传统，按《礼记》里的记载，在君王的身边总是有两个史官，《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因此，春秋时期，列国都有他们的官修史书，这种史书，当时人都通称作《春秋》，这在先秦的典籍里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春秋》是一个周代各诸侯国官修史书的通名。除国史以“春秋”为名外，其时私家著述乃至后世史家亦多取“春秋”以名其书，如先秦之《虞卿春秋》、《吕氏春秋》、《晏子春秋》、西汉陆贾之《楚汉春秋》等。

2．《春秋》之为专名

但列国史书虽然有“春秋”这一通名，同时又有它们各自的专名。比如，《春秋》这本书同时又是鲁国官修史书的专名。再比如说，晋国官修史书的专名叫《乘》，楚国史书的专名叫《梼杌》。当然，后来列国的史书都没有流传下来，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

二、孔子与《春秋》

那么，为什么鲁国的官修史书会被儒家认作经书？这里就被认为与孔子有关系了。按儒家的谱系来说，孔子周游列国之后，晚年自卫返鲁，修诗书，订礼乐，作春秋。那么，为什么又说《春秋》是孔子所作的呢？一种比较传统的说法是，孔子根据鲁国官修史书《春秋》，进行了自己的“笔削”。所谓的“笔”，就是书，即某一件史实，把它书写记载下来；“削”呢，就是不书，即把原本写在鲁史中的史实删掉。也就是说，鲁国官修的《春秋》在孔子手里，截取了其中一部份，即从鲁隐公至鲁哀公十二君凡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722-481）的历史，根据自己的编纂体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编，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春秋》。

关于孔子作《春秋》，还有一段故事。传说在鲁哀公十四年，在鲁国西部地区有一位猎人打了一只以前从未见过的独角兽，他想这大概是不祥之物，就把它扔了。这个消息传到孔子那里以后，他便去看了。看了以后，就说，“这是麟啊。它为谁而来呢？它干吗而来呢？看来我的道不行了啊”说完就泪流满面。为什么孔子这么说呢？原来在传说中麟是一种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只有天下太平、圣王在位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不然它是不会来的。可是，在孔子的时代，正是典型的一个乱世，麟本是不应该来的，即便来了，也来得不是时候，所以才会被人打死了。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孔子的感慨。大概孔子觉得，自己与这麟一样，都是生不逢时，有德无位，而徒将老去。因此，伤感之余，他就决定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们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要比抽象的议论更容易让人接受。因此他根据鲁国原有的史书《春秋》进行改编，历时九个月后而成。书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获麟结束；据说是因为感麟而作，所以叙述到获麟绝笔。因此有人又把《春秋》称为《麟经》。

当然，前述只不过是传说。关于孔子与《春秋》有没有关系，以往一般是没有异议的，最早称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多次肯定了这一点。在汉代的典籍中，基本上都不否认这一点，但现代学者对此颇有怀疑者，比如前面讲的钱玄同，还有顾颉刚，当代的《左传》大家杨伯峻先生也这么认为。他们提出很多证据，比如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是：《论语》里没有有关孔子作《春秋》的记载。话似乎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逻辑上恐怕是不通的。首先《论语》并不是孔子所有语录的记载，其次《论语》文本本身也有问题。我们举个例子，现行《论语》有“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汉代的《鲁论语》的“易”作“亦”，因此根据《鲁论语》，孔子与《周易》也没有关系。因此，这样的一种论证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杨伯峻还有一个观点，说孔子作《春秋》时已七十多岁，而七十岁的老翁，决不可能在两年之内写出这么一部伟大的著作。我想这种以己度人的说法，根本就不是学者所应该说的话。唯一有说服力的是，《春秋》里有孔子生卒之记载，所以有人就说，孔子怎么可能记自己的卒年呢，以此证《春秋》非孔子作。不过，我想这也

是可以解释的。孔子的卒年很可能是《春秋》在传习过程中，孔子的弟子尊孔子而附议上去的。

因此，从总体上说，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春秋》一书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官修史书改编后所著的一部书。这也正是传统的观点。

三、作为史书之《春秋》

就形式上看，经过孔子所改编的《春秋》首先还是一部史。就它作为一部史书而言，它有下面几个特征：

1.《春秋》是中国私人著史的开始

我们刚才说过，中国古代自古就有国家修史的传统，有史官的制度，但孔子以私人身份著史，政府的官史就成了民间的私史，从而使得著史原本是一政治的行为变成了学术的行为，遂开出了中国之史学的先列。

2.《春秋》是一部编年史

书中记事按年月日编排下来，这在史书的写法上叫编年，这在史学上说是一个很大的发明，从此历史记载就有了基本的系统。所以《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从此以后，中国的史学就有了编年体这一体裁，按一年一年的顺序编下来，一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到《资治通鉴》开始，中间断了七八十年的历史没有编上。此后《资治通鉴》开始至今就再也没有断过。这样几乎没有断绝的编体史，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有。

3.《春秋》是一部春秋的列国史

鲁《春秋》是鲁国的历史，而经过孔子改编后的《春秋》，虽然还是用鲁国的纪元，但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鲁国历史，而是一部春秋的列国史。

4.《春秋》是一部信史

《春秋》虽然文字廖廖，且离现在非常久远，但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一部信史，也就是说，它是可信的。一项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它里面的天文记录，与现代天文学家根据现代手段推算的结果是异常的相符。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日食，那么现代天文学家演算的结果，那一天确实发生过日食。《春秋》里面共有三十多次日食的记载，按现代天文学的考察，有误差的只有两次。再比如说，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记载，最早就出现在《春秋》里，这也已经被天文学家所证明过了。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些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春秋》基本上是实录，是一部信史。

四、作为经书之《春秋》

在儒家看来，《春秋》虽然具有史的形式，但又不仅仅只是历史。孔子在改编时，一方面他并没有改变原来鲁《春秋》的史实，但另一方面他在书写的笔法上略作调整，即经过了孔子的笔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笔法。孔子为什么要进行笔削，当然，孔子是试图通过自己的笔削来体现出孔子自己独特的用心在里面，即孔子试图通过他的编史，为历史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夫子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孟子甚至认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之所以乱臣贼子惧，是因为孔子在作《春秋》时，通过他独特的春秋笔法来行贬褒之权，按司马迁的说法，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有时候一个字的细微，就体现出了孔子的用心所在。比如说，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和成公

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两条，同样是记载臣弑君的事，但用的笔法及作者的用心却完全不相同。前一条写弑者之名，意在罪弑君者；后一条不写弑君者的名字，却写国家的名字，这是认为国君本身罪当该死，所以不认为弑君者有罪，而把这件事说成是全国人民的公意。可见，虽然记载的是同一类的事件，却有不同的贬褒判断在其中，即使是贵如君王，如果有任何非礼的事，都难以逃脱这种《春秋》史笔的制裁。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春秋大义。我们读《春秋》，之所以觉得难读，不是因为它的文字难以理解，而是它的言表之外的微言大义难以领会。而《春秋》作为一部经书，重要的就在于它体现了这种微言大义。它里面记载的事情虽然是有时代性的，但它所体现的微言大义却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在儒家学者看来，《春秋》所阐述的道理对后世之政治具有一种纲纪的作用，是在“为万世立法”，按照公羊家的说法，这叫加王心于历史，所以它具有经的地位。

秋》与“三传”

大纲

一、所谓《春秋》的“传”

二、《春秋》三传的行世及作者

1．《春秋》三传的行世

2．《春秋·左传》的作者

三、《春秋》三传的特色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现存三部《春秋》的传，即《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都并列于儒家“十三经”之中，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只是《春秋》的传，但也都有经的地位

K02：《公羊传》与《谷梁传》都是先由口传，后再于汉代写定行世，而《左传》的行世存在争议

K03：《春秋》三传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和价值，对于现代学术来说，我们既要看到史学的价值，也要看到经学的价值

正文

一、所谓《春秋》的“传”

尽管我们说，在传统儒家看来，《春秋》里面包含了儒家极高深的道理，寄托了儒家的微言大义，但是《春秋》文本异常的简略，如果只看《春秋》的话，可能根本就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举个例子，《春秋》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这就是隐公元年正月的所有记录。接下来的第二句话是，“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这也就是三月的全部记录。下面也都一样，整部《春秋》就是这样一种类似于流水账似的记录，可以说读起来索然无味，就根据经文本身，我们也很难能体会出这里面有什么孔子的用心所在。所以宋代的大学者王安石才认为《春秋》是一本毫无意义的书，是“断烂朝报”。事实上，只看经文，确实是会让人有这样的印象。因此，读《春秋》必须和“传”一起读。所谓的“传”，指的是《春秋》在传习过程中，对经文进行解释与发挥的文字。但这种解释与发挥，又不同于后来一般注释家的解释，而被认为是孔子弟子对孔子本人解说《春秋》的记录。正因为这

样，现存三部《春秋》的传，即《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都并列于儒家“十三经”之中，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只是《春秋》的传，但也都有经的地位。

《春秋》的传是汉代才正式流传的。根据汉儒的说法，在汉代时传习《春秋》的传共有五部，除了《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之外，还有《邹氏传》与《夹氏传》。但据《汉书•艺文志》的说法，“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正因为如此，后两部传也就没有传承下来。因而我们在讲《春秋》的传时，一般也就只是《春秋》三传。这三部传，虽然都是《春秋》的传，但到底谁才是最正宗的，谁最能体现孔子的微言大义，三家之间互相争论，从汉代争到清代，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二、《春秋》三传的行世及作者

1．《春秋》三传的行世

这三传之中，《公羊传》与《谷梁传》是汉代才正式成书的。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两部书都是孔子弟子代代口头流传下来，直到汉代才由其中的一代传人把它们写到竹帛上正式成书。比如说，《公羊传》传说中是由孔子口授弟子子夏，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再传承，三传至公羊寿，公羊寿于汉景帝时将《公羊传》著于竹帛上，因为它是公羊氏所传，故名为《公羊传》。而《谷梁传》则同样传说是子夏所传，由子夏传谷梁赤，此后由谷梁氏传承下来，所以称《谷梁传》。这两部传都是在汉代才正式成书，它们书写时用的文字是汉代流行的隶书，不同于先秦古文，所以这两部传被认为是《春秋》的“今文经”。

《左传》的情况比较复杂。《公羊传》、《谷梁传》两传的来历有明确的说法，是先由口传，后再写定行世，而关于《左传》的行世，则有好几种说法，一种是说该书藏于汉代皇家图书馆，在西汉末年时由刘歆发现；第二种说法，说该书藏在孔府的壁中，后来因鲁共

王侵占孔府，推倒一座房子时，在某一夹壁里发现了一批书，其中包括《左传》；第三种说法是说该书为汉初张苍所献，只不过当时没引起注意。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说它是由先秦古文写的，所以《左传》又称“古文经”，与“今文经”相区别。

2．《春秋·左传》的作者

因为《公羊传》、《谷梁传》两传是先口传而后在汉时才成书，所以只有传承谱系的争论，而不涉及作者的争论。而关于《左传》的作者，则是一个极大的公案。按最传统的说法，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的，而左丘明则授之于孔子，所以称《春秋左氏传》。司马迁与班固都支持这一说法，后来学《左传》的人，或支持《左传》的人也大都这么认为，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持同一观点。不过，也有不同的看法，从唐代开始，就有人认为《左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现代学者中也颇有支持这一观点的，今人童书业先生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先生则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此外，今文经学家则多有认为《左传》是伪书，是西汉刘歆的伪作，如康有为就这么认为。关于这种经学史上的争论，我们暂且不去管它。重要的是，这种争论背后，还隐含着另一种争论，就是说，到底哪一部“传”传的是孔子真正的学说。早在汉代，朝廷支持的是“今文经”的《公羊传》与《谷梁传》两传，而西汉末期的大学者刘歆试图让《左传》也列入学官，但遭到当时博士官的一致反对。当时普遍的说法，是“左氏不传《春秋》”，传孔子《春秋》的，只有《公羊传》与《谷梁传》两家。

三、《春秋》三传的特色

为什么汉人说“左氏不传《春秋》”，这与三传的不同特点有关系。《春秋》三传各有特色，晋代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时就曾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最大的特点是它以叙事为主，对史实的记载非常详细，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史书，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刚才说过，《春秋》虽然是一部信史，但它对史实的记载实在是太过于粗疏，而《左传》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有了《左传》，我们对春秋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才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同时，《左传》的文笔也非常优美，尤其以善于刻画人物、描写战争以及叙写外交辞令而著称，有人称之“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就写作的文字来说，《公羊传》、《谷梁传》两传完全无法与《左传》相提并论，所以范宁在注《谷梁传》的序中才会说，《左传》“艳而富”。“艳”就是文字优美，“富”是指史料充实。不过，《左传》多叙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所以范宁才说“其失也巫”。

与《左传》重叙事不同的是，《公羊传》与《谷梁传》两家则是以解经为主，它们更多着意的不是历史的事实如何，而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解读，从中去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而正是这一点，《左传》则相对比较欠缺。然而，对后世之儒家来讲，孔子作《春秋》，其本意就是要阐明微言大义，所以汉人才会说“左氏不传《春秋》”。当然，反过来，从史学的立场来说，则认为《左传》的价值要大大高于《公羊传》与《谷梁传》。比如以治《左传》名家的杨伯峻先生就说，《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有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确实，《公羊传》与《谷梁传》两传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是不多，就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左传》的价值毫无疑问高于《公羊传》与《谷梁传》。但杨先生没有想到，《公羊传》与《谷梁传》两传的本意本来就不在这里，其特色也不在于这里，而恰恰在于它所说的那些空话怪话里面，去体现圣人的微言大义。比如《公羊传》之所以为《公羊传》，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那些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就历史的传承而言，《左传》因为其记事之详实，文字之优美，而历代传承不止。相对来说，《公羊传》因为有诸多非常可怪之论，而这些非常可怪之论往往超越一般人的常识，

所以传习的人不多。同时，因为公羊学说中有许多非常革命性的理论，它的许多说法在历代帝王看来都充满着危险性，所以国家一般也不提倡。因此，公羊学自汉代大兴之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直到晚清才有一个重新复兴的过程，并且成为了晚清政治改革重要的理论武器，康有为、梁启超之维新变法，其理论基础就是《春秋》之公羊学。

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三传之间的争论很多是很无谓的门户之见。在我看来，三传都有它们各自的价值，对于现代学术来说，我们既要看到《春秋》三传的史学价值，也要看到其经学的价值。其实，这种经史之间的区别我们也不必过于看重。朱自清先生说，《春秋》本是儒家传授的经典，因而解说的人自然也离不开儒家的立场，所以不管三传之间表现出来的差异是多么的大，其儒家的立场是不变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是大同小异的。其实古人把“三传”并列为“十三经”之一，就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这一态度。

秋》之“其事则齐桓、晋文”

大纲

一、齐桓公称霸

1．安鲁

2．救邢、存卫

3．服楚

二、晋文公的霸业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齐桓公的功业最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即安鲁、救邢、存卫、服楚

K02：晋献公的庶子重耳经过十九年的流亡之后，在秦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即晋文公。上台后，晋文公通过帮助周襄王平定内乱提升了晋国的威望，并于城濮之战大败了楚国，确立了中原霸主之位

正文

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也就是说，从所述之事而言，《春秋》所记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齐桓、晋文之霸业。我们通常有“春秋五霸”的说法，历史上最通行的说法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第二种版本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閭、越王勾践。然而，从真正意义上的霸者而言，可以说只有齐桓公与晋文公，其他人则多有差距。

一、齐桓公称霸

齐国兴起于齐襄公时期。齐襄公先后灭了纪国、郕国，又打败鲁国，一度几乎成为中原霸主。但这时齐国发生了内乱，公孙无知杀死了齐襄公，而公孙无知又被大夫雍廪所杀，齐国一时处于无君的状态。这时，齐襄公的庶弟公子小白回国即位，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通过一系列内政与军事的改革，使得齐国的实力跃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从而成就了齐桓公的春秋霸业。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说，“五霸，齐桓为盛”。可见齐桓公的霸业是春秋史中最重要的历史之一。关于齐桓公的霸业，简单地说来，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即“尊王攘夷，襄助中国”，具体地说，齐桓公的功业最主要表现在下面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即安鲁、救邢、存卫、服楚。

1．安鲁

所谓安鲁，与鲁国的一次内乱有关。鲁庄公去世后（公元前662年），公子般继位，鲁庄公的弟弟庆父派人杀死了般。鲁人又奉庄公的庶子启方即位，即鲁闵公，不久庆父又派人杀死了鲁闵公。这时鲁国一片混乱，而如何对鲁国的内乱作出反应，同时也成为齐国君臣讨论的问题。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齐国应该乘乱出兵鲁国，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鲁国仍保有周礼，未必会被轻易征服，还不如借机安定鲁难。齐桓公采取了后一种建议，帮助鲁国安定了国内的局势，并与鲁国结盟。这样，事实上使得鲁国更进一步地依附于齐国。

2．救邢、存卫

也正是公元前662年，北方的少数民族狄人向南侵扰，进攻邢国。第二年，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劝告发兵救邢。不久狄人又进攻卫国，杀死卫君，灭了卫国。逃出来的卫国遗民只剩七百三十余人，加上分散在各地的卫人，总共只剩下五千余人。这五千余人就在曹邑立了新君卫戴公，这时齐桓公就派他的儿子公子无亏率兵车三百辆、步兵三千人替卫国守卫曹邑。过了不久，狄兵又进攻邢国，齐桓公又联合宋、曹两国救邢，联军赶走了狄人，齐桓公就派人为邢国筑了新城。不久，齐桓公也为卫国人筑了新城。可以说，在齐桓公的帮助下，邢、卫两国才得以保存。《左传》形容这两国人民高兴地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3．服楚

就在狄人在北方侵扰的同时，南方的楚国也在窥视中原。齐桓公三十年，楚国伐郑，齐国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伐楚国的附从国蔡国，并顺道伐楚。双方经过艰苦地谈判之后，楚国被迫同意向周王室进贡祭祀用的茅草。在春秋史上，这被认为是尊王攘夷的典范之一。所以《公羊传》高度评价了齐桓公的功业：“南夷与北狄交，（注：南夷，谓楚灭邓、穀，伐蔡、郑。北夷，谓狄灭邢、卫，至于温，交乱中国。）中国不绝若线。（注：线，缝帛缕。以喻微也。）桓公救中国，（注：存邢、卫是也。）而攘夷狄，（注：攘，却也。北伐山戎是也。）卒怗荆，（注：卒，尽也。怗，服也。荆，楚也。）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齐桓公在阻止戎狄、荆楚对中原侵犯之后，于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邀集鲁、宋、卫、许、曹诸国君于宋之葵丘（今河南民权）会盟。周襄王命卿士宰孔莅会，赐齐桓公祭肉。盟约规定：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壅塞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葵丘之盟，这也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从此以后，齐国的霸业就慢慢地衰落了，他对诸侯的号召力慢慢降低，对楚、狄等蛮族，也更多的是无可奈何。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因他的五个儿子争夺继承权而陷入了内乱，齐国的霸业也就结束了。

二、晋文公的霸业

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宋襄公试图想接过齐国的霸主旗帜，但当时宋要成为霸主，首先就必须面对楚国，在宋与楚的多次争衡中，最终均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其中尤其著名的是泓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重伤，不久就死去，这样宋国的霸业也就草草收场了。

这时中原没有了霸主，中原的局势又重新陷入了危机之中。一方面蛮族的势力进一步高涨。在南方，楚国实力蒸蒸日上，不但陈、蔡等小国归附了楚国，就连宋国这样试图争霸中原的大国，也不得不投降楚国。而北方呢，则是狄人南侵周王室，使得周襄王只好逃到郑国。所以童书业先生说，这时侯中原的局势，比齐桓公初年还要险恶。这时齐国既然无力拯救诸夏，于是第二次尊王攘夷的大业，就落到了晋国的手中了。

根据《史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可知，晋国在春秋初期就有所气候，逐步壮大。晋国原为西部的大国之一，但入春秋以来，一直处于内乱和分裂状态之中，所以一直就没有能够真正强大起来。

正当齐桓公称霸于中原之际，西部的晋国也结束了分裂的状态，并逐渐强大起来。特别是公元前667年，晋献公即位以后，国力一度相当强盛，先后灭了虞国与虢国，而这两个国家在西部诸国中，地理位置最为险要。而晋国得了这两个地方以后，向西足以制秦国，向东则足以争霸中原，从而为后来长期称霸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晋献公死后，晋国又陷于内乱。后来晋献公的庶子重耳经过十九年的流亡之后，在秦的帮助下取得政权，这就是著名的晋文公。

晋文公上台时，正值周王室内乱，周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并引狄兵进攻周王室，周襄王只好到郑国避难，并派人到秦、晋求援。晋文公君臣都认为这是获得威望的绝好机会，于是就出兵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晋文公的功劳，赐他南阳地区的四个城邑，同时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也大大地提高了。

晋文公收复了新封的南阳四邑后，不久就与楚国在城濮进行了一次大决战，彻底地打败了楚国。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的第一场真正的大战，是关系到中原命运的一场大战。此

前虽然战争不断，但规模均不如此战。而齐桓公虽然有服楚的召陵之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只是军事加外交的胜利，楚军在军事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但城濮之战则不同。这一战后，楚军在军事实力上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从而使得它的势力不得不退出中原，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楚人不敢轻易北犯。与此同时，在晋文公的努力下，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因此如童书业先生所说的：“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这不能不说是晋文公的大功！”就这一点来说，晋文公与齐桓公一样，可说是功盖千秋。没有齐桓公的霸业，我们要披发左衽，没有晋文公的霸业，中国文化同样难以维继。因此，可以说，齐桓公与晋文公，通过他们的霸业，扮演了中国文化守护者的角色。所以孟子说，孔子著《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意思是说，孔子作《春秋》，固然因鲁之旧史，但所讲的重点，则在于齐桓晋文之功业。

不过，就齐桓晋文相较而言，晋文的霸业又多有与齐桓公不同之处。孔子评齐桓正而不谲，而晋文谲而不正，可以说也是知人论事之语。齐桓公救邢存卫，虽有自己的私心，但总的说仍有一匡天下之志。而晋文公则不然。其侵曹、伐卫、救宋，全以自己流亡时的恩怨为念。而其胜楚，全以阴谋致胜，而对待曹、卫等国家，则尤为酷烈。不过，晋文公手下英雄辈出，而齐桓公唯赖一管仲，致使齐桓管子身后，齐国即陷内乱。而晋文公虽然在位时间远不如齐桓公长，但其霸业则延继了一百余年。

秋·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

大纲

一、“通三统”

1．“通三统”的概念

2．《春秋》之为新王

二、“张三世”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通三统”，又称“存三统”、“存三正”、“通三正”。“通三统”指新受命的王者在改旧制与订立新制时除依据自己独有的一统外，还必须参照其他王者之统

K02：所谓“张三世”说，就是假托春秋时期鲁国自隐公至哀公十二世的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此表明孔子所理想的新王朝与新制度

正文

一般说来，孔子著《春秋》有微言大义，而最善阐发此微言大义的，则莫过于《春秋·公羊传》。而《公羊传》的诸多理论观点中，最重要的当推“通三统”与“张三世”，我们下面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一、“通三统”

1.“通三统”的概念

“通三统”，又称“存三统”、“存三正”、“通三正”。“通三统”指新受命的王者在改旧制与订立新制时除依据自己独有的一统外，还必须参照其他王者之统。就是说，历史上的

诸王之统均是合法的，其治世之法具有合理性，值得新兴之王加以借鉴，以成新一代之治法。同时亦表明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如此，体现了新兴王者的泱泱大度。因此，每一新王朝兴起，就应当保留以前两王朝，为之封土建国，让他们依然遵守前王朝之旧传统与旧制度，与此新王朝同时而并存。如周灭商，分别封夏商二王后人于杞国和宋国，这一方面是承认旧统的合法性，亦是圣人之后，另一方面，存二代之治法以备新王取法。

“通三统”亦称“存三正”。正者，始也。岁之始为正，月之始为朔。故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以明受之于天也。而三正，即三王之岁首，以明王者政教之所始乃本于天也，故又称三统。故通三统、存三正者，明三代之政教皆系于天，故存之以待师法也。因此，“存三正”，就成了“通三统”最可见的表征。三代之历法不同：夏建寅，以今农历一月为正月；商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而《春秋》“存三正”，以春之三月，每月均书王以表示“通三统”，如此表明新统与旧统的连续性。因此，《公羊传》在每一年的一、二、三月的记载上，都记做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我们看“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这一句，何休《解诂》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

这也就是，要“存三正”，以明新统与旧统的连续性，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

2.《春秋》之为新王

然而，“通三统”之义并不仅仅表示一种历史的循环，更重要的是自成一统的新王受天命为新统，就必须受命改制而与前王有所异，这具体表现在《春秋》中。两汉公羊家把“通

三统”具体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即以《春秋》为新王，则根据三统原则，夏被黜出三统序列，周由天子被降为诸侯，则由原来的夏、商、周三统转为商、周、《春秋》三统。“新王”本一世俗政治之概念，而公羊家乃以《春秋》当新王，此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是极受《左传》学者所批评的怪论。所谓《春秋》当新王，指孔夫子以《春秋》一经行天子褒贬进退、存亡继绝之权，即司马迁所说的“拔乱世而反之正”（《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当一新兴之王。我们通常所说的王，是指人，而此处却指书，这是公羊家非常可怪的理论。

到了春秋时期，周实际上已降为列国，周天子虽在，已名存实亡，天下进入了无王的时代。孔子面对这种世衰道微的局面，虽有志于复三代之旧，然有德无位，而“不敢作礼乐焉”（《礼记·中庸》），遂借《春秋》而僭取天子之权，以寄托其“拨乱反正”的抱负。由于孔子并非实际政治中的王，所以孔子只能以《春秋》一书当新王，以《春秋》所制之义来行天子之权，将天子之褒贬进退寓于曲折之书法中。所以司马迁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司马迁实际将汤武与《春秋》对举，汤武代桀纣兴起为新王，《春秋》亦代周兴起为新王。

孔子以布衣行天子之事，以《春秋》当一王之法，实为惊世骇俗之举，故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所谓知我者，指当时世衰道微，王者不起，《春秋》之作实出乎不得已；而所谓罪我者，指孔子以布衣行天子之权，为莫大的僭越。因此，《春秋》此义在汉代尚有学者言及之，如董仲舒说“《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康有为说：“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

《春秋》当新王，公羊家此说实质上是主张《春秋》所包括的道理对现实政治具有一种约束力，它作为一代之治法，具有后世必须取法的效力。另一方面，《春秋》体现的是一种批判精神，《春秋》登新王之位，行新王之权，“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立一新法以

拔乱反正，这种加王心于历史的做法实际上在世俗政权上树立了一种新的权威，即以圣王批判俗王。虽然后世儒家多讳言《春秋》此义，然而就整个儒家的理想及其政治实践来说，无不贯彻了此义。因此，这种理想在汉代表现为“屈君以申天”，在宋代则表现为以天理“格君心之非”，其实质都不过是《春秋》当新王之义。可以说，《春秋》当新王之义，是《春秋》经最为重要的思想，也正因为此，《春秋》在汉代被奉为群经之首，治世之本。

二、“张三世”

所谓“张三世”说，就是假托春秋时期鲁国自隐公至哀公十二世的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昭、定、哀三君的时代为孔子所见之世，凡六十一年；文、宣、成、襄四世为孔子所闻之世，凡八十五年；再上则为隐、桓、庄、闵、僖五世，为孔子所传闻之世，凡九十六年。而《春秋》托孔子所传闻世为衰乱世，托孔子所闻世为升平世，托孔子所见世为太平世，以此表明孔子所理想的新王朝与新制度。

“张三世”之说，《公羊传》有明文。隐元年，《公羊传》曰：“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而之所以三世异辞，公羊家认为出于两个理由：

首先是因为“恩有厚薄，义有浅深”。也就是说，从孔子的时代开始，往上推溯，在所见世，也就是昭、定、哀，己与父时事，所以能直接体会到君之恩，而越往前推，这种能感受到的恩就越少，因此，就情上说，就有亲疏之分。相应地，在《春秋》之书法上，就有所谓的异辞。所以何休举例说，在所见世，大夫卒，不论有罪无罪，都记日；而所闻世，大夫卒，无罪日，有罪不日；所传闻世，不论有罪无罪，都不日。通过记不记日，表现出恩的深浅，情的亲疏。同样，对于国君干的坏事，于所见世，因君之恩深，所以讳辞就多，于所传闻世，因君恩浅，所以讳辞就少。

其二，对衰乱、升平与太平三世的不同对待。

在人类历史早期的衰乱，王者由于是在衰乱中求治，因此用心不宜过细，治法不宜过严，并且应内外有别，详内略外，先把自己的国家（此时指鲁国）治理好，以己为榜样，然后再去治理别的国家（诸夏），由内到外，先己后人。并且，在治理别的国家时，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己有小恶要谴责，别国有小恶不谴责；只治大国，不治小国。这种道理表现在书法上就是东汉末年公羊学大师何休所说的：“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即所谓“内中国而外诸夏”。

到了升平世，人们的道德水平有所提高，礼法秩序开始建立起来，推行王道之国（鲁）与其他国家（诸夏）之间不再有区别，王化已经普及到周围的许多国家，只是未开化的边远民族（夷狄）还未被王化，与鲁及诸夏有区别，故何休说：“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既然王化行于诸夏而不行于夷狄，因而在书法上之便详于诸夏，而略于夷狄，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

到了太平世，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极大提高，也不再有大国、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落后的区别，天下一家，人类达到了普遍的平等。在此世界，衰乱世、升平世所用的办法已不适用，因为这一理想世界人人讲信修睦，无恶行可讥可责，所以，此时治世的用心就特别深细，连取名字这种小事也都成了讥刺的对象。由于太平世治世的用心深细，其治法也较衰乱、升平二世为严为详：衰乱世不记载小国发生的事情，升平世开始记载小国发生的事情，但小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不加责备，到了太平世，大国小国一视同仁，只要犯了错误便加以责备，而不像在升平世那么宽容了。

“张三世”说代表了公羊家对历史的理想性看法，认为历史当如是而发展，而不是对历史之实际描述。事实上，从隐公到哀公，是一代不如一代，隐公时尚有基本之礼乐秩序，而到了定公、哀公时，则彻底是礼崩乐坏了。所以“张三世”之说，不是对历史的客观描述，而是一种历史哲学。而这样一种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如晚清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运动，其基本思想武器，就是公羊学的“三世”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