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的主题
《药》的主题
曾听鲁迅先生自己讲述他那创作某篇时的动机,背景,和艺术,所以至今印象还很清楚的。例如《药》。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作家书屋1945年版)
正题旨是亲子之爱,副题旨是革命者的寂寞的悲哀。……
老栓和华大妈都将整个儿的心放在小栓的身上,放在小栓的病上。人血馒头只是一个环;在这以前可能还试过许多方子,在这以后,可能也想过一些法子。但只这一环便可见出老夫妇爱儿子的心专到怎样程度,别的都不消再提了。鲁迅先生没有提“爱”字,可是全篇从头到尾都见出老夫妇这番心。……
副题旨是革命者的寂寞的悲哀。这只从侧面见出。那革命党并没有出面,他的故事是在康大叔的话里,和夏四奶奶的动作里。故事是从那人血馒头引起的。……革命者是寂寞的,这样难得了解和同情的人!
(叶绍钧、朱自清《精读指导举隅·药》,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我认为,本篇是用两个故事来写一个主题。这主题从消极方面看,是“反封建”;从积
极方面看,是要求“科学与民主”。
我们知道,夏瑜之死死于群众的愚昧(包括驯服的奴隶性),小栓之死死于群众的迷信。愚昧则不辨是非,迷信则容易受骗。而愚昧与迷信的根源,则同为封建社会制度所造成。作者暴露了因群众的愚昧迷信致使两种类型的青年人都无辜牺牲,正说明了两人之死,不管直接间接,都死于封建社会制度。……作者是同情夏瑜和小栓的,自然憎恨这愚昧的迷信的社会制度。所以我说,主题的消极一面是“反封建”。
复次,我们说,迷信是不科学的结果,愚昧(包括驯服的奴隶性)是不民主的结果。要想使中国社会好转,反映在当时(五四前后)的思想界,只有要求“科学”与“民主”──姑不论什么性质的民主。……作者要求科学的心是迫切的;而针对中国当时(五四前后)的现实,“民主”也正是“革命”的惟一目的。《药》的篇末所以加上一枚花环,照作者自己的话,是“听将令”的,而当时的主将们惟一的要求,也正是“科学”与“民主”。花环的出现,正是作者迫切要求革命──化悲愤为力量的具体表现。革命成功,民主自然实现,科学也自然发达,这正是鲁迅和五四时代革命前驱者的希望。
(吴小如《鲁迅先生的〈药〉》,《语文教学》1952年1月)
通过《药》的故事,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虐杀革命的幼苗,麻痹人民的头脑;同时表扬革命者的行为,鼓舞人民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情绪: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不但要在政治上打垮封建统治,而且要在思想上清除反动影响。这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夕,鲁迅所写符合五四精神的《药》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
(吴奔星《文学作品研究》第一辑,东方书店1954年6月版)
《药》的主题,就是:只有彻底地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推翻吃人的封建社会,“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中国人民的深重痛苦才有解除的希望。蘸着革命者的鲜血的“人血馒头”──这是吃人的统治者用来麻痹、分化、害死人民的毒药,万万吃不得,吃了决不能把病治好的,革命──这才是真会带来幸福和生命的惟一良药!
(徐中玉《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自由出版社1955年2月)
《药》,写封建文化的残暴、凉薄、自私和人民大众对民主主义革命的茫然无知,反映了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跟人民群众脱节的情况,暗示着革命继续的必然。
(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
小说通过华老栓、夏瑜形象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不仅从政治上压榨人民,经济上剥削人民,而且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的罪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脱离人民群众、革命不彻底的错误;唤醒人们觉悟起来,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鲁迅作品分析·〈药〉分析》,1973年2月)
小说通过清末一个小商人华老栓用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而终于没有治好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镇压革命的狰狞嘴脸,赞扬了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同时,对以华老栓夫妇为代表的一些群众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而对他们的麻木、迷信又表示了不满和愤慨。
(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小说的主题可归纳为:通过夏瑜被反动统治阶级杀害及华老栓们对他牺牲的反映,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显示出唤醒民众,使其摆脱封建阶级的精神毒害的重要,启示人们去探求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良药。
(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编《鲁迅作品教学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本篇通过用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在揭露反动统治阶级残酷镇压革命的罪行、热情赞扬夏瑜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的同时,着重对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贫苦群众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所形成的严重的精神痼疾,表示了深切的悲愤,提出了必须唤起群众的觉悟,才能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这一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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