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1

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德国汉学家傅海波对“汉学”下的定义：“汉学是运用语言学方法，从中文史料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和文明”。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那么汉学就是流。汉学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属于跨文化研究。 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型。传统的，注重纯文字的考证和翻译以及对人文科学的关怀；现代的，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

“汉学”有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则于以现代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汉学”的另一种意义：经学史上有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一般说来汉学讲求训诂名物、五行谶纬，宋学讲求心性哲学，着重纲常伦理。 二、汉学研究的意义

汉学已经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而汉学研究则是研究的研究。汉学是国学的一面镜子，有借鉴意义。任继愈先生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总的来说是开阔眼界。汉语是世界的，汉语研究也是世界的。就汉语研究来说，汉学主要有以下借鉴意义：

1、理论背景。国内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全盘移植的。理论探索一直是国内汉语研究的软肋。蒋绍愚先生、王宁先生多次大声疾呼加强理论研究。自己不动手去探究理论，遇到语言现象便到外国学者的理论中寻求解释。规律的探究应该是很值得的鼓励的。

2、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统音韵学基本上只能区分音类，不能构拟古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运用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构拟了《广韵》音。他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

究》，和学说在全世界影响很大，现代国内外许多有成就的音韵学家，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先后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修订工作。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用俄国民俗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方法论还是观点方面，都令中国学者耳目一新。

3、有语言优势。德国大诗人歌德有一句名言：“谁如果只知道一种语言，他对语言就一无所知。”重要的汉学家大都精通三种以上语言（母语、汉语、其他语种）。《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刊登了梅维恒、梅祖麟《近体诗的梵文来源》，如果不懂梵文，肯定写不出这样的论文。从事汉藏语系研究也需要精通多种语言。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曾说年轻一代的学者有点土。

4、研究兴趣、角度不同于中国学术。尽二十年来，城市历史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十分热门。德国叶乃度《中国古代的猪》中国人可能会写龙、凤，但不大可能写猪。就汉语语法来说，外国学者热衷于研究语法范畴。

5、国外汉语研究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拓展课。汉藏语系、汉译佛经最初都是汉学开拓的领域。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为了弘通我国的史学，我觉得中国学者应该学习智顗、玄奘，留心西儒学案，措意于西方史学的成果。具体说来：

1．西方学者拥有研究古代、中古死亡语言文字的优势，他们整理新疆出土的胡语文献的成绩值得我们注意。

2．今天东亚语言、文化学系遍及欧、美、日本的高等学府，主要的图书馆藏有相当完备的汉文文献，教习、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所在多有，其学位论文、期刊论文、通史、专著，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宗教、金石、形象艺术往往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值得参考。

3．西方从希腊以来就有注意logos的好传统，今天，各种话语（discources）更是不胜枚举，诸如枢轴时代、崩坏与突破、转变与延续、传统中的变迁、核心与边缘等等层出

不穷。我们无须追赶这些时髦，但通过阅读韦伯（M. Weber）、施坚雅（G. W. Skinner）等人的著作也会感受到，了解这些工具性观念，或有助于我们阐释历史。我个人的感受是，只有在我们对西方学者所用的术语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对话做出自己的参预。例如，社会学家埃特兹奥尼（A．Etzioni）分析社会结构时指出，社会结构有强制、利诱、正名三功能，这一理论广泛渗入到美国研究唐史的H．J．Wechsler，R．M．Somers，R．W．L．Guisso和研究中国史的M．K．Whyte等人的著作之中。对研究唐史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容易对埃特兹奥尼的社会结构功能论作出补充，翻阅一下《唐律疏议》，可以用具体例证补充社会结构除了以上三种功能之外，还有强化等级层次的功能。

三、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从1985年起在硕士学位中设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方向，指导教师是严绍璗。1994年开始，在博士学位中设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方向，指导教师是严绍璗。 四、汉学刊物

《国际汉学》《法国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清华汉学研究》《中国学研究》 台湾《汉学研究通讯》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面的杂志：

《华文教学与研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主办的一份学术季刊） 《汉语学习》（延边大学主办的双月刊） 《世界汉语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专题） 《语言文字应用》

最早的国际汉学杂志T’oung pao（《通报》）

《通报》的创刊者有两位，一位是法国巴黎东方现代语言专科学校和政治学自由学院的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教授，一位是荷兰莱敦大学的首任中文教授薛力赫（又名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30)。考狄和薛力赫在1889年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代表大会期间，决定创设一份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刊物。同时与会的荷兰莱敦的布里尔（E. J. Brill）出版社的两位经理和二位教授讨论了创刊的计划，双方一拍即合，很快，《通报》创刊号便由布里尔出版社于1890年正式出版了。 孔子学院

(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目前全球已经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五 汉学简史

阎纯德的主要观点：传教士入华后产生汉学。从16世纪到18世纪，散布在中国各地的耶稣会士，不少人是汉学的先驱。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被誉为汉学第一部著作。意大利的利玛窦通过双向翻译开西学东渐、西学东传之先河，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这位思想家便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传统汉学在法国形成。传统汉学（Sinology），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科学（liberal arts.）的探讨；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

汉学在18世纪奠定了基础，但真正经院式的汉学研究，是从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开始的。19世纪20年代，汉学才在美国悄然兴起。虽然美国汉学形成较晚，并时常充当着政治工具，但它最具现代意识，更多地具有社会科学内容，并逐渐演变为现代汉学——中国学。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美国汉学始自1830年建立的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76年，耶鲁大学开设了汉语课，接着哈佛大学也开设了汉语课。进入20世纪，燕京大学又有了燕京学社，为美国的汉学发展创造了条件。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这是美国汉学彻底摆脱古典和传统而向现代转向的重大标志。真正美国式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是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写了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美国的现代中国学是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她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研究之中，从而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日本汉学传统悠久，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研究最多最深的国家。 参考文献：

阎纯德《汉学试论及其他》，《汉学研究》第九集，中华书局，2006。

使欧洲了解了中国的知识渊博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并不自认是汉学家，尽管他们非常了解中国，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对于他们来说，基本的动机是传播信仰，研究中国只是实现宗教目的的手段。人人皆知1814年是汉学诞生的一年。是年12月11日，“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主席的位置设于法兰西学院。法国也是欧洲正式教中国口语的国家之一。德国第一个中文教席位置直至1909年才设于汉堡。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北美的中国学研究。1939年前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大多由欧洲人领导。 [德]傅海波《欧洲汉学史简评》，《国际汉学》第7辑，大象出版社，2002.

中世纪时期，欧洲对中国只有一点模糊的认识，这些认识来源于有限的几部游记，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1254——1324）的游记。中国在当时被称为Seres，Taugast，

Cathay。但迟至16到18世纪，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中国的思想文明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在这些传教士中，利玛窦成为中西交往史中最杰出的文化使者。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对当时的欧洲，尤其是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立于1795年的法国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从1843年起开始教汉语口语。，第一任中文教授是巴赞（1709—1863）。1837年俄国喀山大学设立了汉语教席，1855年这一教席传到圣彼得堡。俄国是除法国之外第二个欧洲汉学研究最重要的中心。“汉学”（Sinology）这一专有名词在19世纪末期出现。这个名词是由希腊文logos（语言）和拉丁文sinae（中国）组合而成。汉学被逐渐接受为一门学科并不是出于愿意更多了解中国文化、文明与历史的动机，而是出于其他的考虑。这可以归纳如下：

⒈完全出于语言上的兴趣，而不考虑该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于文明。

⒉在西方，特别是在古希腊或拉丁文以及中国史料中所提及的早期中国与西方通过中亚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和其他非汉族人建立的非直接的联系。 ⒊由殖民扩张所唤醒的实际需要。

[德]傅吾康《19世纪的欧洲汉学》，《国际汉学》第7辑，大象出版社，2002.

明朝万历初年（16世纪末），耶稣会士范礼安（1538—1606）、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先后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史就进入了“传教士”阶段。

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看中古到近代的中西交往，有四个重要的时代，这就是13至14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16至17世纪的“利玛窦时代”，19至20世纪的“西域探险考察家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开放时代”。这四个阶段，都已经纳入汉学研究的视野。

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播的三位先驱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牧师经过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行后于1807年9月7日抵达广州。把《圣经》译成中文。

米怜(William Milne)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西方汉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时期，存在着更多的交叉关系。当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14年受命主持法兰西学院第一个寒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的时候，汉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正式的学科，这是专业汉学确立

的标志。

六 列国汉学史 （一）法国

在西方，人们常说，汉学是法国人创立的。法国从17世纪以阿里，在耶稣会士的著作、翻译、报告书的基础上形成了独自的中国学，有着引以自豪的传统。 通过好几代传教士的努力，到18世纪末期，法国皇家图书馆已经拥有大批的中文图书，为法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它地位很高，所有执教教授都要由全国教授委员会推选，由总统任命。执教教授水平很高，地位也很显赫，讲授的都是各学科最前沿的学问和最新的科学成果，却既无文凭又非注册生。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设立“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该名称一直保持到1918年），这是西方设立的第一个汉语教学科研机构，也是中国语言文学首次进入西方大学的神圣殿堂。俄国于1851年，荷兰于1875年，英国于1876年，德国于1912年才在大学里首开汉语教学课程。更加可贵的是，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战争、冷战，还是经济危机，该讲座的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的首位主持人是雷慕沙（Abel Rèmusat，1788—1832）。后来的继承人依次是：斯塔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德里文（Hervey de Saint—Denis，1823—1892）、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

从沙畹起，巴黎才被誉为西方的“汉学之都”。从此之后，“学汉学，到法国”的

说法广泛流传于欧洲。马伯乐于1912年起开始主持讲座，并将讲座的名称改为“中国语言文学讲座”。

马伯乐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曾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聂鸿音译，中华书局，2005年）。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6—1908年西域探险返法之后，携归了大批文书、文物和考古探险资料。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决定，为伯希和特设一个“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伯希和掠走的敦煌卷子的编号以字母P开头。伯希和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精通多种语言，还懂得许多古文字和死文字。所以，他被人成为“超级东方学家”。

1975年，荷兰施舟人等学者在巴黎创办了“欧洲汉学学会”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设立“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该名称一直保持到1918年），这是西方设立的第一个汉语教学科研机构，也是中国语言文学首次进入西方大学的神圣殿堂。

（二）俄国

关于早期俄国汉学历史，可参看以下两篇文章：

[俄]B.C.米亚斯尼科夫、A.C.伊帕托娃《俄国汉学史》，原载《国际汉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04。

李明滨《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汉学史》，原载《国际汉学》第6辑，大象出版社，2000。

在俄国汉学200年的历史上，有的方面俄罗斯汉学家处于领先位置，如1880年瓦西里耶夫院士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大纲》，1892年圣彼得堡大学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教授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中国神话研究专著《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故事》。世界最早的汉语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是阿列克谢耶夫（后为院士）1910发表的《北京方言的语音调查》。

孟列夫·缅希科夫（1926—2005）的重大学术成果包括：俄罗斯藏敦煌文献及哈

拉浩特（黑水城）藏品汉文写卷叙录，有关中国佛教文学、古典诗歌及散文的著作。

[俄]波波娃《孟列夫——圣彼得堡古典汉学时代的代表》，《国际汉学》第16辑，大象出版社，2007。

（三）葡萄牙

葡萄牙与中国很早就有往来了。1513年葡萄牙航海家欧维治（Jorge Álvares,?-1521年）就到过中国，那时葡萄牙就打算跟中国建立贸易关系。1520年使节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1470—1527）到达北京，打算跟中国皇帝会面，并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但是没有成功。葡萄牙人还尝试过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驻留地，同样未果。直到1557年，才在澳门实现了他们的初衷。葡萄牙人在澳门驻留的来龙去脉到现在还不太清楚，有不同的说法：向官吏行贿把暂时的贸易地点当作永久的驻留地；把登陆地点作为货物永久的装卸地而驻留；中国皇帝赏识葡萄牙人，因为葡萄牙人帮助他驱逐了威胁中国海岸破坏贸易与航海的海盗；另有占领地一说。①此后，通过租金的方式，地方官吏就允许葡萄牙人在那里留下。于是葡萄牙于中国的关系就成了东方与西方的最早关系，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四）荷兰

起源于17世纪初期。

汉学研究集中在莱顿大学（莱顿位于荷兰西南部）。 德国

二次大战前，闻名于世的学者如李奇霍芬（F.von Richthofen）关于中国地理地质的研究，福兰格关于《资治通鉴》的翻译，韦伯关于中国社会的解释。当时研究中国的重镇主要在柏林的鸿博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及汉堡大学。二战德国惨败，故战后汉学处于重建状态。此时西德中国研究中心有二：以是慕尼黑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一是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巧合的是，两个研究所的讲座教授均姓Franke。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为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而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则为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此后西德各地大学

中国研究所教授多出于两人门下，故有南北两Franke均分西德汉学界天下之说。此时德国大学每于哲学院中设立东亚研究所，所中一般设有讲座教授1人，其他额外教授、讲师及助教数人，所开课程以中国语文、历史、哲学及文学为主。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为首的汉堡汉学，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为首的慕尼黑汉学和以叶乃度（Eduard Erkes，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学。

60至80年代中国研究及中文教学的扩张

60年代鲁尔大学成立东亚研究所。该校历史系由葛林（T.Grimm，傅吾康的大弟子）负责，中国语言文学系由霍福民（A.Hoffmann）负责。

东德

二战前两大中心是柏林鸿博大学和莱比锡大学。 （六）英国

从19世纪就设立中国学科的三所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ican Studies，简称SOAS）这里是英国的东方学中心,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剑桥大学东方学部

英国在中国书籍的收藏方面，比起荷兰、德国、法国要落后。尽管如此，英国的收藏还是在三个领域有其特色：

第一，为传统中国学所忽视的通俗文学资料。1761年出版的《好逑传》（the Pleasing History）的英译本，在1719年就已经基本完成。这是欧洲最早的中国通俗文学翻译。

第二，太平天国以及三老会等民众暴动的资料。 第三，敦煌卷子、英中关系史资料。 参考文献： 日本

日本汉学的两个重镇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 治学特点：

重视专业分工，大多几十年专攻一业，很少旁骛。

特别关注一些冷僻的小题目，且愿意花费长时间的功夫钻研，尔后在此基础上写出洋洋大观的专著。其细密考证的严谨扎实作风，值得提倡和推崇。

殷孟伦先生说日本学者做学问讲究窄而深，有的学者一辈子专研究《文选》，有的一辈子专研究《世说新语》。这样容易专精，容易出成果。特别注重工具书（如索引、目录、辞典、年表等）的编撰。日本学者很愿意为编索引类工具书花费时间与精力，因为在他们看来，做学问首先得有工具，而索引一类书乃是研究的起步阶段和实际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例如斯波六郎编的《文选索引》、柳田圣山《祖堂集索引》、高桥清《世说新语索引》盐见邦彦《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入矢义高《敦煌变文集口语语汇索引》

对汉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于引进，日本学者可以说不遗余力。从唐代（甚至更早）开始，大量翻译中国书籍在日本便已蔚然成风，不仅有日语的译本，还有训读本。更有甚者，西方的汉学著作（包括引得、通检等），日本也努力翻译介绍，且涉及范围广，选择本子精当。

美国

19世纪传教士的汉学研究是美国汉学的开创时期。裨治文是第一位美国传教士汉学家。20世纪开始，美国大学开始延聘欧洲学者来任教，从事汉学研究。不少欧洲学者来自德国，其中有劳费尔和夏德两位德国人。劳费尔于1898年来到美国，长期任职于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他的汉学研究继承了欧洲汉学的传统，注重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并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手段，以求领悟中国古代文化。他最擅长的研究是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劳费尔是当时美国汉学界的泰斗。

夏德于190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是哥大校友凯尔逊先生为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捐款建立的。夏德的成名作是《中国与古罗马》。经过夏德的安排，一些欧洲汉学大师来美讲学，如法国的伯希和与英国的翟理斯。

中国人在那个时期也帮助了美国汉学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陈受颐在芝加

哥大学开设了汉语，王天目也在夏威夷大学开设了相似的讲座。王是进士出身，他任教两年后离校，由李绍章接任。李在该校成立了东方研究系，以后发展成研究所。但中国人最早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是戈鲲化，他于1879年就开设了中文课程。戈三年后去世，哈佛大学的中文研究一度后继无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赵元任、梅光迪接任过一个时期。

哈佛燕京研究所的成立，对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经过多年发展，该所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其藏书长期以来名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任所长是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

汉学时代两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夏德（Fredrich Hirth，1845—1927）和劳费尔（Max Laufer，1874—1934）。欧洲汉学家的到来，为美国的中国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

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驳斥了凡以“胡”冠名即为外来的说法。

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汉学界开始逐渐走向独立。在美国汉学研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中国学是二战以后由费正清开创的，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主的学问，区别于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和古典文献为主的汉学。费正清提倡区域研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早在劳费尔等汉学家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费正清的成名作是《美国与中国》。

美国第一流的学校中都设有东亚研究中心，其领头人物多为世界知名的学者。除了费正清，另两位十分活跃的人物是加州大学的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 Jr），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中国历史研究)。

夏志清，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罗杰瑞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汉学家。他长期从事汉语研究，在汉语方言，特别是闽方言研究上颇有建树。现已出版《汉语》等重要学术专著。汉译本名为《汉语概说》。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以其中国历史语音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对瑞典的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早年是在瑞典南部的斯摩兰省度过的。他少年时代，就对方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究了一些地方方言，并发表成果。1907年秋，他开始在乌普萨拉大学进行大学阶段的学习，专业是俄语。

高本汉在读大学本科时就决定把历史语言学运用到对汉语的研究中去。此时，瑞典的大学尚未开设双语课。他在1909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获得了一小笔资助，赴圣彼得堡学习汉语的基本知识。从11月到12月，他在圣彼得堡向A.I.伊万诺夫（A.I.Ivanoff）教授学习。随后他得到一笔资助去中国从事方言研究。1910年3月，他出发去中国，1912年1月回到欧洲。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已达到能作实地考察，并搜集材料对24种方言作音位描述的程度。回到欧洲后，高本汉在伦敦停留数月，又在巴黎跟随沙畹教授学习了两年（1912年9月到1914年4月）。在巴黎，他还结识了伯希和和马伯乐。

1915年5月，高本汉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中国音韵学研究》。

1918年9月，高本汉被任命为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负责讲授汉语和日语。他的学生中，既有瑞典人，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1931年至1936年，他担任哥德堡大学的校长。1922年，高本汉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1939年，他离开哥德堡到斯德哥尔摩，同时任远东博物馆馆长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学教授两职。

在拟定了中古汉语语音后，高本汉着手拟测上古汉语语音。毫无疑问，高本汉学术贡献的核心，是对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拟定。但是在一些其他领域，他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高本汉培养的学生对对挪威、丹麦、瑞典这三个斯坎的纳维亚国家的汉学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5年，马悦然辞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中文教授的职务，回到瑞典，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特别是现代汉语教授。

作为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在早年接受过良好的古汉语和音位分析的训练。1948年至1950年，在中国搜集四川方言材料，写出了论文《简释两种四川方言》。他的学位论文为《四川方言语法》以及《西南官话音位研究》。在此以后，马氏严守高本汉传统，对《公羊传》

和《谷梁传》进行细致的文本研究。

马氏还用英文发白哦了一些关于汉语语法和论中国古诗的论文，以及一些用瑞典语写的论中国历史和文学的著作。在语言学领域，他进来的主要兴趣是研究汉语如何表达情态。《关于古代汉语表达情态的几种方式》载《中国语文》1982年2期。

尽管马悦然开始是一位继承高本汉传统的古典汉学家，但后来他就越来越投身于向英语和瑞典语世界介绍和翻译中国文学的工作之中。先后翻译出版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老舍的一篇短篇小说、唐诗、《水浒传》、毛泽东诗词、沈从文的《边城》、北岛的全部诗作、高行健的作品、李锐的短篇小说和《西游记》。马悦然是西方最早的几位使文革后现代主义诗人引起西方读者和批评家注意的学者之一。1985年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这就大大增加了瑞典文学院这以从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的机构了解中国文学的机会。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在重建中古汉语的时候，高本汉主要运用三个方面的材料：一是韵书和韵图；二是汉语方言；三是外语借词。在上古音的重建中，高本汉主要利用了《诗经》押韵和汉字的谐声原则，并根据他自己所构拟的中古音系（切韵音系），应用“内部拟测法”构拟音类的音值。“内部拟测法”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的30—40 年代，是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将共时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演变的研究而产生的一种方法，但它的实际应用已见于高本汉的汉语上古音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分见于《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汉语问题》、《诗经研究》和《汉语的词族》等不同的著述中，到1940年，高本汉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凝聚，以字典的形式写进《古汉语字典》。如果说《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

汉对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结晶，那么《古汉语字典》就是他对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集中描写，它们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已被中国语言学家广泛接受。 （1）《中国音韵学研究》

《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是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陆续发表于1915—1926间，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 《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除“原序”、“绪论”和附说“所调查方言地图”外，共分四卷：第一卷古代汉语；第二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实际上讲了汉语语音史概论、现代方言研究中的描写方法和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共时描写、历史语言学中的历史解释方法、方言字典编纂学和编纂法。它是以中古音构拟为基点的汉语历史语音学，高本汉全面利用现代方言资料证就中古语音系统，进而由中古音系推证上古音系，并分别完成中古音和上古音的语音构拟。

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高本汉一方面参照宋朝(960—1279)及以后各朝的韵表，一方面又根据《广韵》(1007以后)中的反切，把三千一百个汉字排列成表。他比较了这些字在现代各种方言中的读音，构拟出其音值，把这些已知的音值插进表中，就可以用比以前更加准确的方式确定古音类别和各个字的古读。

高本汉并没有结束中古音研究，更没有结束由此而上推古音、下证今音的工作。重要的是，他把若干现代科学方法引进了传统音韵学，在现代方言调查这座大镜台面前映照中古音声韵系统，并首次构拟其音值，为上推古音、下证今音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音值的精确度上准备了条件。

作为一部重新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被国际汉学界推崇。这部著作于30—40年代由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译成中文出版，在翻译中三位学者加了注释和补订。赵元任受其启发，创设了我国第一套罗马拼音字母方案。罗常培高度评价高本汉对我国语言学的贡献，“这部书不但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自己所做的音韵学通论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伟

著„„照比较语言学的眼光来看，这种构拟的价值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对于高本汉所得的结果，一方面要认清他是用可靠的科学方法构拟出来的，同时也得承认这种构拟的读音，对于研究中国语史学有很大的帮助”（罗常培 “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载《图书月刊》1卷，7、8期）。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中国语言学家受高本汉影响很大，“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甚至接受了他的观点、方法”（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1957年，高本汉又出版了《古汉语字典（修订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其中增加了他对最古典籍所作的注释，增标上了字调，如此更能体现高本汉的研究特色。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早在40年代就已经出版了中译本，而《古汉语字典》的中译本则迟至199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如果说《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关于中古汉语的精彩论述，那么《古汉语字典》就是他毕生研究上古汉语的结晶, 其中汇集了他全部语言学、字音学的研究成果。 《古汉语字典》在音韵学上的价值

1首先是此书对于汉字注音的一种独创。迄今为止，在我们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能够标明上古音和中古音、直接可以读出音值的古汉语辞书中，《古汉语字典》应该是第一部。不仅如此，几百年来，汉语字典的编写者总是辗转传抄汉字的各种读音，而从不过问这些读音是否来自同一个语音系统，于是古今南北之音往往纠缠混杂，使人无所适从。而高本汉则利用了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和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两书相距不到三十年），对所收汉字的中古音严加审辨，从而保证了这些字的读音都来自中古同一个语音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而确定汉字的上古音和现代音。

2《古汉语字典》在音韵学上的价值还在于大致上正确地反映了汉语上古音和中古音的语音体系，以及汉语从上古音到中古音、从中古音到现代北京话的演变轨迹。从音韵学上来说，更重要的是高本汉此书所反映出来的音韵理论。高本汉替一部分汉字的上古音构拟了复辅音声母，这种构拟具有汉字谐声系统和汉藏语言比较等大量证据，现在已为大多数音韵学家所承认。

《古汉语字典》在训诂学上的价值

《古汉语字典》在训诂学上的价值，首先在于此书严格区分了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中外学者常以为字的本义就是词的本义，其实两者往往不能相合，特别在表示抽象概念时更是如此。

《古汉语字典》在训诂学上的价值，还在于此书严格选取只出现在汉代以前典籍中的词义，而不取只出现在《说文》等字典辞书中的词义，以及汉代以后的词义，这样汉语词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就显得特别可靠和明确。

此外，高本汉对于词义的考证有许多不同于中国辞书的地方，显示了他独到的见解。

同时资料：某种资料的内容和他的外形（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甲骨、金石、木简等还有作者的手稿都是这一类。法帖即使不是伪造的也可看作这一类。不过即使不是这样严格的考虑，粗略的说，比比如宋人著作的宋刊本，姑且看作是同时资料也可。语言的大变动大约是和朝代的更迭一起产生的，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是同一朝代之内，某种资料的外形即使比内容产生的晚，两者的差距也不会太大。

后时资料：基本上指外形比内容产生的晚的那些资料，即经过转写专刊的资料，但根据对同时资料的不严格规定，后世资料的外形和内容有无朝代的差异就很重要。比如唐人集子的宋刊本就是后时资料。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他们尤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根据常识来说，应该以同时资料为基本资料，以后时资料为旁证。但没有同时资料的时代只有根据例子的多寡和其前后时代状况如何来推测，这样就不得不分出明确的结论。

跟“甚麼”相当的词自唐代始见，隋以前未见用例。在唐五代时期这个词有各种标写形 “甚麼”相当的词自唐代始见，隋以前未见用例。在唐五代时期这个词有各种标写形式，根据这些形式的文字在音韵学上的大的特征，分类如下：（o表示开音节）

a 型 -o -t 是物 是勿 是没 B 型 - m 甚 C 2 型 -p -t 什没 （拾没） d 1 型 -m -o 甚謨 甚摩 甚麼 d 2 型 -p -o 什摩 什麼

汉语类型特征？？？这个要不要编辑一下？ 《汉语概说》里的

2汉语类型特征

一声之转

\"一声之转\"：大部分是因为双声或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字音可产生流转,其次也有一些是声母发音部位相近而韵部有叠韵或对转关系的字音也会产生流转!!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景仑先生的《段注训诂研究》p.269中说明了声转、语转术语的具体作用,他认为这些术语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说明音变现象(历史音变、方俗音变)二、说明用字之异三、说明一物异称四、说明同源词语梅先生反对清儒\"一声之转\认为它好像又有对转,又有旁转,似乎\"一转天下无难事\而使得音声的演变失去依据,尤其混淆了同源词谐声偏旁的脉络,我想可能是因为梅先生对\"一声之转\"有一点误解吧!!

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上谈到“一声之转”，主要是批评清儒的滥用。他说：

一声之转，实际上就是双声。一声之转又有两种。一种是钱大昕所谓“声随义转”。他说《诗•小雅•小旻》以“集”字与“犹”、“咎”、“道”押韵，是因为“集”训为“就”，就读“就”音。《诗•大雅•瞻卬》以“鞏”字与“后”押韵，因为“后”字的古音同“户”，而“鞏”训为“固”，就读“固”音。这种说法不自钱氏始，江永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江氏以为《诗•秦风•小戎》的“苑”字跟“群”、“錞”押韵是因为“苑”字在别的地方有“蕴”字的意义，这里也可以读为“蕴”（於粉切）。其实“声随义转”的理论是错误的，颜师古已经批判过，“宏”训为“大”并不就读“大”，“仇”训为“雠”并不就读为“雠”。另一种是“双声假借”。钱大昕以为《易•屯卦》以“民”与“正”为韵，因为“民”“冥”双声，“民”读为“冥”。《易•观卦》以“平”与“宾”“民”为韵，因为“平”“便”双声，“平”读如“便”。朱骏声继承了这种说法。例如他在“鞏”字下面说：“《诗•瞻卬》叶„鞏‟„后‟，按读如„垢‟也”。在“宗”字下面说：“《诗•公刘》叶„饮‟„宗‟，按读„簪‟也。伪《伊训》叶„洋‟、„彰‟、„常‟、„祥‟、„殃‟、„庆‟、„宗‟，《周书•武寤》„疆‟、„宗‟、„公‟、„饗‟。《吕览•权勋》叶„行‟、„宗‟、„众‟、„望‟、„终‟。按读如„臧‟„也‟。”这样保留声母，改变韵母来押韵，那就无所

不通，实际上走上了陈第所批判的宋人“叶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