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截止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12.95亿，其中大陆人口12.66亿。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4.56亿，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8.07亿，占总人口的63.91％。根据人口学家预计，2050年我国人口将接近16亿的峰值，其中增长的绝大部分为农村人口。在未来50年，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会相应加快，但因为农村人口基数特别庞大，农村人口城市化将是一个相当缓慢且艰难的过程。根据目前城市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预计，在未来50年，即使城镇每年可以新增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到2050年才能转移出2.5亿农村劳动力，这2.5亿劳动力再带动约1.5亿家庭非劳动人口进入城镇，这样，到2050年，全国城镇人口有望在2000年4.56亿的基础上再增加4亿人口，达到8.56亿，同期农村人口则为16亿减去8.56亿，为7.44亿，较2001年全国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8.07亿减少不足1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城镇每年新增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估计是按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作的乐观估计，实际情况可能大不如这个估计。而且究竟目前我国是8.07亿农村人口，还是9.28亿农村人口，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别。若按目前有9.28亿农村人口来计算50年后农村人口的数量和城市化率，农村人口数量将更大，城市化水平将更低。
总的来说，未来50年，基本保持不变的庞大农村人口和这些农村人口缺乏收入增长机会的现实，将使得农村人口问题或农村问题，变成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瓶颈，成为中国国情最为关键重要的方面。与此相关，乡村建设应成为当前国家政策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乡村建设应尽早研究，尽快实验，以探索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
一、如何估算当前农村人口的数量 1.三组不同的统计数据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截止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12.95亿，其中大陆人口12.66亿。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市镇的人口为4.56亿，占
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8.07亿，占总人口的63.91％。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年末总人口为12.6亿，其中城镇人口3.89亿人，占30.9％，乡村人口8.70亿，占69.1％。
根据现行户籍统计，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数为9.28亿，城镇户口人数为3.38亿1[1]。按户口统计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26.7％，乡村人口占73.3％。
这样，我们便面对着三组不同城乡人口数字，三组数字之间相差巨大，其中户籍统计数与“五普”统计结果相差1.21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差9.4％，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惊人的差距。
2.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城乡人口统计的办法
之所以出现这种统计结果的巨大差距，是因为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对城乡人口统计办法作了新的规定，这就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其中第六条规定，城市，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市建制的城市市区。包括：设区市的市区和不设区市的市区。设区市的市区是指：市辖区人口密度在1500人／平方公里及以上的，市区为区辖全部行政区域；市辖区人口密度不足1500人／平方公里的，市区为市辖人民政府驻地和区辖其他街道办事处地域；前款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的城区建设已延伸到周边建制镇（乡）的部分地域，其市区还应包括该建制镇（乡）的全部行政区域。不设区市的市区是指：市人民政府驻地和市辖其他街道办事处地域；市人民政府驻地的城区建设已延伸到周边建制镇（乡）的部分地域，其市区还应包括该建制镇（乡）全部行政区域。
第七条规定：镇，是指经批准设立的建制镇的镇区。包括：县及县以上（不含市）人民政府驻地、行政公署所在的建制镇的镇区和其他建制镇的镇区。镇区是指：镇人民政府驻地和镇辖其他居委会地域；镇人民政府驻地的城区建设已延伸到周边村民委员会的驻地，如果未设居委会或居委会地域不明确的，则为村委会地域。
此外，第五次人口普查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常住地进行登记，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已在本乡、镇、街
道居住半年以上，常驻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和“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但已离开常驻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均在现居地登记。按照这两条，外出务工经商农村劳动力的绝大多数被计算为城镇人口2[2]。
3.第五次人口普查城乡人口数的还原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依据常住人口来登记的，这种登记办法由于将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村人口计入城镇人口，而使城镇化水平大为提高。那么，有多少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而被计算成为城镇人口了呢？考虑到城镇人口到农村常住的情况很少，可以忽略，则依2000年户籍统计数据，城镇户籍人口为3.38亿，对照“五普”居住在城镇人口为4.56亿，则大约有1.18亿户籍在农村的人口被计算为了城镇人口。
户籍在农村的约1.18亿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村人口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进城务工经商农村人口，这部分人的数量可以有一个大致估计。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8.6％，据此推算，2001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为8961万人，其中80％以上转移进入城镇或东部发达地区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002年“长安论坛”中提供的数据为“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经商务工人员接近9000万”4[4]，邱晓华9000万的数据显然包括了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大致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即约有80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这约8000万人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被计入了城镇人口。
户籍在农村的约1.18亿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村人口的第二种情况是《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中将部分农村人口统计为城镇人口。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扣除市辖县后，219个设区市（纯市辖区）人口密度的平均值为1246.42人／平方公里，接近本次“市辖区人口密度在1500人／平方公里及以上的，市区为市辖区全部行政区域”的标准，而几乎所有大的设区市人口密度的平均值都超过1500人／平方公里，但在这219个设区市中，从事农业生产人口比重为21.9％，说明市辖区中有相当的农村部分5[5]。不设区的市、县辖镇
和建制镇的农村成分更高。取中间值作为估计数，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约有10％的城镇人口实际上在从事农业生产，为农业人口，这部分从事农业人口的大多数为农村户籍人口。考虑到这部分农业人口城郊经济的特点和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已拥有城镇户籍，可以再作50％的折算，计算出来的这部分被记入城市人口但实际上是农村人口的总数就为4.56亿×10％×50％＝2280万人。
以上两项相加，第五次人口普查户籍在农村但记入城镇常住人口的总人数为8000＋2280＝10280万人，接近前述1.18亿的数字。
除以上两项相加以外，还有一项在“五普”中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村户籍人口，即约8000万进城务工经商者的子女和家属。这部分人口的总数不会很高，从以上计算来看，这部分人口的数字可以计算为1.18－1.280＝0.152亿，即约在1500万人左右。这当然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数字。从进城（含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者的经验数字来判断，当前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者的家属仍然居住在农村，没有进入城镇生活，这方面的数据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
4.一个可以接受的城镇化率
若上述数字的估算大致不错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个出于我们讨论目的的较为客观的城镇化水平。以常住地来计算城镇人口的最大缺点是忽视了城市化的本来含义。城市化不仅是指在城市居住着，而且指在城市生活着，而且可以生活下去，可以进行人口何劳动力的再生产，或者说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作为标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在城镇务工经商而将家庭搬到城镇定居，一是可以让子女进城上学，二是可以让父母进城养老，三是自己退休可以在城市居住生活下去。以此标准来看，8000万进城务工经商者总共只有约1500万家属人口，以1个劳动力带1个家属计算，这8000万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500万劳动力可以计算为城镇人口，6500万农村劳动力不过是到城镇通过务工经商来补贴农村的家用，他们的子女在农村成长，父母在农村去逝，他们自己年老之后也要回到农村生活，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仅够在农村生活。
再来看2280万因为“五普”城乡人口计算方法产生的农村户籍的城市人口。总的来讲，这2280万农村户籍城市人口，可以看作城郊人口，城郊人口因为离城区近，可以享受到城市公共设施的相当部分好处，且随着城市向外扩张，农村土地升值，这部分农村户籍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可以从中获得利益。这样，将这部
分人口的一部分计算为城镇人口是合理的，但全部计入城镇人口不合理，因为其中相当部分得不到以上两项好处，这部分人口可以假定占50％，这样需要在“五普”城市人口中再剔除2280×50％＝1140万。
这样计算下来，我们校正的可以接受的城镇人口数即为45600－6500－1140＝37960万人，以3760万人除以12.66亿大陆总人口，城镇化率为30.0％。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30.9％的比率十分接近。
相关地，农村人口总数即为12.66－3.78＝8.88亿，这个数字为2000年数。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70％。
5.为什么不能按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依托的区位选择。一个人住在城市中，并不就代表这个人已经城市化了。城市化必须要求这个住在城市的人可以生活下去，可以依托城市来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来完成家庭生活和家庭人口的再生产。简单地说，城市化意味着劳动者可以在城市娶妻生子，养家糊口，他有房子可住，有基本的生活来源，她可以养育自己的父母，可以抚育自己的子女，可以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这个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劳动者至少可以在城市完成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这个住在城市的家庭也同时可以享受到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的好处。
以此来衡量目前在城市和沿海务工经商的约8000万农村劳动力，除约1500万劳动力是带家属在城市居住以外，还有约6500万劳动者仅仅是在城市挣钱，挣十分微薄的收入，这些收入不能维持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简单再生产，他们必须让自己年老的父母住在乡下：这个生活费很便宜的地方，他们也必须让自己的子女在乡村长大，在乡下接受教育和医疗，他们年老的父母和半成年的子女是农业生产的半劳动力，就是由这些“386199”的半劳动力来耕作不多的田地，收获不多的粮食，维持日常温饱的生活。这些外出打工者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简单再生产，却可以补贴农村家庭的家用，这些外出打工者从城市挣钱来维持他的家庭在农村的简单再生产。这些打工者还年轻着，等到他们年迈力衰，出卖劳动的价钱太低，他们也就回到乡下的家庭，他们的子女接替他们到城市挣钱维持他们在乡下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打工者是在乡
村完成他们人生的循环，城市只是一个过场，他们并没有成为城市的一员，他们的子女也很难成为城市的一员，因为他们打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完成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哪怕是简单再生产：当然，如前所述，这8000万进城务工经商者中约有1500万人可以在城市生活下来。
为什么有6500万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离开乡村就不能完成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原因是他们的报酬太少。为什么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会太少？因为农民人太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而就业的机会太少。
众所周知，最近十年，农民到沿海打工的报酬不升反降，劳动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典型调查表明，一个农村劳动力在一家外向型企业打工的日工作时间一般在10—12小时，每月挣500—600元报酬，其中100—150元用于食宿，100元用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此外的收入一年不足4000元，除去往返路费，一年可以净挣3000元，这还是没有任何疾病和意外情况下的收入。3000元收入在城市当然是购买不起房子的，甚至租不起房子，也无法拖家带口，而仅仅可以补贴在农村的家用。农民打工的报酬少，就不可能用少得可怜的报酬来购买物品，来享受生活，第三产业因此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农民打工报酬在最近10年不升反降，劳动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因为农民工基本是在产业末端的加工业从事简单的装配劳动，这些装配工业诸如玩具、服装、皮革制品、小电器等，由于世界市场的供过于求，而利润很低，且这些产业以专利和商标为典型的利润端多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使得国内外向型企业的利润微薄，支付不起打工者较高的报酬。最近10多年，随着中国经济外向程度的提高，中国制造的加工产品销往全球（有人乐观地称之为“世界工厂”），加工产品的市场需求出现饱和状态，世界市场的供过于求使最近10多年来，中国加工产品陷入“出口增一倍，利润降一半”的恶性循环。
换句话说，当前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建设世界工厂的发展战略，一方面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处于利润末端，而利润微薄，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使生产处于利润末端的加工产品很快就供过于求，供过于求的处于利润末端的加工产品相互竞争，进一步压缩了这些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缺少利润空间的加工企业不可能支付打工者较高的报酬。
而从世界市场来看，不仅中国，而且大量发展中国家在处于利润末端的加工产业上相互竞争，越南、印度、拉美等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希望现代化的国家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出口加工产品的竞争，而越来越没有利润。而发达国家因为处于利润上游，掌握着以专利和商标为主的垄断利润空间，而赚得脑满肠肥。中国之所以近10多年加工产品“出口增一倍，利润降一半”，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加大加工产品出口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在这其中，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问题是，造成今天严重国际市场加工产品供过于求局面的中国外向型加工业仅仅吸收了约7000万农村劳动力，而中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约在4.5亿左右，农业劳动力最多需要1.5亿。也就说，除去目前在沿海以生产出口加工产品为主的7000万农村劳动力以外，还有2亿以上的巨额农村劳动力等待着进入沿海利润微薄的加工企业中来。
这样，一方面世界市场对加工产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生产加工产品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这就加剧了加工企业之间的竞争，降低了加工企业的利润，同时也限制了加工业本身无限扩张的可能。在加工业上的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
有限的就业机会与几乎是无限的发展中国家的过剩劳动力结合起来，那些利润微薄的加工业企业就会无限降低打工者的工资。从国别来讲，哪一个国家的打工者可以接受更低的报酬，可以接受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国际资本掌握的加工业能力就向这个国家转移。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打工者只要很低的工资收入即可以做很长时间工的特有可能性，使国际资本不断进入中国，中国越来越象一个世界工厂，中国越来越占有那些越来越少的加工产业的附加利润。
极低报酬即可以雇请良好劳动者的前提正是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是由乡村培养出大量优质劳动者。为劳动力提供了廉价的再生产场所，也就为加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正是中国城乡特殊的二元结构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可能。要知道，如此低廉价格劳动力的收入，在城市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在农村却再可能生产出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来。
而仅仅是中国还有2亿多农村待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为那些利润微薄的企业向打工者转嫁困难提供了方便。这些加工企业甚至不提供打工者维持农村家庭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报酬。这些加工企业更不可能提供让打工者在城市实现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报酬。只要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转移出来，只要中国产业仍然以加工业为主导，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就只能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就不能算作城市人口，他们离不开农村的家。
另一方面，正如龙永图2002年12月20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引用经合组织一个研究报告所说的，中国吸引外资的一大优势是拥有相对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无法比拟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上升，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至少将保持20至30年6[6]。经合组织研究报告正确指出，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要转移向城市。二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当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中西部廉价劳动力很快就补充过来。当然，经合组织不理解也不关心中国廉价劳动力是如何在农村家庭中再生产出来的。
6.小结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不是从表面相似性而是从内在相关的方面讨论农村人口的数量，按劳动力再生产的地域来划分城乡人口，就会发现第五次人口普查按常住人口来计算城乡人口的规定是大成问题的。依托于农村生活并且只能算作是农村人口的人数不应该是“五普”公布的8.07亿，而应是8.8亿左右，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应为70％，而不是“五普”公布的63.91％，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不应是36.09％，而只有约30％。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了。二、如何估算未来50年城镇就业吸纳能力
要对未来50年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作正确估算，需要先解决几个重要的基本判断。当前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在估算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城镇化前景时，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抽象对比和形式推论众多，理论模型表面化，结论往往带有盲目性。如何建立动态的理论模型而不是目前理论界流行的静态的形式化的理论模型，对于正确预计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
首要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根本上不同于一些小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从博弈论的角度，大国经济必然构成与系统（即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互动，而不能将国际经济仅仅当作背景。小国经济增加出口一般不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但如中国这样庞大的以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会深刻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加工产品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深刻改变了国际市场上加工产品的利润分配格局，特别是初级加工产品的利润分配格局。诸如中国出口加工产品中最多的纺织品、鞋帽服装、玩具、自行车、皮件、电话机等，在中国扩大出口的背景下，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几乎一倍，利润更是大幅下降。亚洲金融危机应该与中国大量出口挤垮东南亚一些小国经济有关。
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在改变国际经济格局，决定性影响初级加工产品价格从而挤垮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小国经济之外，也对本国经济构成了威胁。据计算，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鞋子，每年平均每个美国人4双。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制造的初级加工产品充斥市场。初级产品利润很低，市场也很有限，一旦欧美主要初级产品市场被中国制造占领，中国还有2亿富余农村劳动力再进入到这些初级加工业中劳动，必然引起中国产品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一点在今天已十分明显。其结果是进入沿海打工的一些劳动者甚至无法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如果理解当前中国出口加工产品的主体是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7[1]，这些企业的主要雇工是农村劳动力，这些农村劳动力的总数量不足7000万，这些企业出口的加工产品就已经充斥欧美市场8[2]，就已经相互竞争的没有利润空间了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未来50年，富余的2亿农村劳动力根本就不可能被这些初级的加工业吸收。
不能靠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业来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只有一是拉动内需，二是实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上是资本代替劳动，这种升级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长远活力，但对于增加就业没有作用。拉动内需的前提是劳动者有购买力，今天中国劳动者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单纯出卖劳动力的人，他们陷于马克思所描述的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处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越来越没有购买能力，生产过剩的危机便会到来。
进一步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大国经济的一组数字，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2亿，城镇下岗职工约4000万人9[3]，两者之和，接近美国总人口数，等于西方七国集团劳动人口总数。而中国劳动力总数更是接近西方七国人口总数。这种情况下，中国希望依靠出口初级加工产品来发展自己经济，实现自己的充分就业，实在没有可能。
加工出口工业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中国的充分就业，那么，第三产业是否可以实现这种充分就业呢？
2.第三产业不可能大规模吸纳农村劳动力
当前理论界和政策部门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是影响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关键环节，他们认为，无论是开放户籍，还是发展小城镇或是国家投资建造新城，都可以为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机会。他们举例说西方七国集团第三产业（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3％，远高于中国目前的32％10[4]。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统计资料，1999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27％左右，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5％—45％，发达国家的就业比重更是高达60％—80％11[5]。有人据此认为第三产业的不少行业如商业零售、交通运输、旅游、信息咨询、物业管理等，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他们举例说，零售业是美国就业数量最多的行业之一，1995年零售业的就业人数占全美非农就业人数的18%，相比之下，1996年我国批发零售业的就业职工占全国职工的比重仅为12.10％。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在就业总量方面不足以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信息服务和社区服务等新兴第三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12[6]。
那么，中国有无可能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而大规模地扩大就业？为什么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我们可以先将第三产业划分为两种类型的第三产业，一是服务型的第三产业，诸如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社区服务，文化教育，广告娱乐等，一是生产性的第三产业，如信息产业，科学研究。就当前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来说，生产性的第三产业还极少，以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养第三产业的例子如美国信息行业，印度软件行业，只是很少的例子，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就业性的第三产业，首先是服务业，主要也只是服务性行业。
服务性行业发展起来的前提是有消费者，消费者不仅要有消费意愿，而且要有消费能力，而正是在消费能力上，当前中国的消费者出了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一直维持在温饱线上，他们很少有现金购买能力，他们除了购买必要的生活品之外，最大的能力是购买一些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自行车等，没有能力购买服务性产品如保险、餐饮、旅游。他们甚至不能到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也购买不起教育和医疗。可以统计，当前农民子女上高中的百分比是连年下降的，农民“大病看不起，小病不用看”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进一步看，农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其中现金收入不足1000元，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和人情、子女读书的开支以外，所剩无几，服务性的第三产业要想在农民那里赚钱很困难。二是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务工农民的收入，在最近10多年不增反降，除了最必要的生活费用开支和往返交通费用外，农民一年打工收入仅数千元，他们无力购买服务性的第三产业。
另一方面，最近10年来，中国的新贵发展迅猛。据匡算，目前中国百万以上家产的家庭已经超过1000万户以上13[7]，千万富翁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部分人购买得起也需要服务性的第三产业，问题是这部分富裕起来新贵的消费口味严重洋化，他们穿洋装，喝洋酒，开洋车，到国外旅游，送子女在国外接受教育，将钱存在国外的银行，甚至在国外卖房，等等，因此，他们购买的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大部分贡献给了发达国家，而不是中国的第三产业。他们的消费品味严重洋化了，他们这种洋化的消费品位还造成了国内消费的断裂：他们有能力制造出消费品味和时尚，他们让那些消费不起的人期望得到这些消费，他们让那些期望这些消费不能满足的人对社会不满，而让整个社会的价值出现问题。
问题的关键就在，因为中国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所有劳动者的收入都处于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低位。农民依托农村低生活标准来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产生的低报酬要求，将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均拖降至极低水平，这种情况下，服务性第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的理由。
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本身严重依托于出口型的加工业，这些加工业因为竞争激烈而利润很低，很低的利润不仅无法支付劳动者高的报酬，而且这些加工业本身也没有能力创造附加值。1996年9月22日《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列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9.99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在这2美元中，中国仅获得35美分的劳务费，其余65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再具体一些，在美国的7.97美元用于美国境内的运输、市场零售、广告、批发及利润，每个芭比娃娃仅广告费即达50美分，难怪美国第三产业发达；而在剩下的2美元中，香港占了1美元的管理运输费，台湾、日本、美国及沙特阿拉伯方占了65美分的原料费，剩下的35美分由中国获得了劳务费，包括厂房、劳力和电力14[8]。其中支付给打工妹的劳务费，平均一个芭比娃娃不足10美分，远远低于平均在每个芭比娃娃上面的广告费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郭重庆列举了世界营销大师科特勒披露的一个故事：在美国纽约54大街销售的“BOSS”名牌衬衫，价值120美元，渠道商分得利润的60％，品牌商占到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得了区区10％，现在我们的企业还在为抢夺份额不惜报出总价值8％的低价。中国2003年半导体产业的销售超过200亿元，但利润只有3％，而跨国巨头英特尔一家的销售就超过2300亿元，其利润高达18％15[9]。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劳动者，都不可能有为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创造产值的利润和工资。
3.建国以来的城市化
先来看一看建国初期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率。据统计，1949年中国大陆只有69座城市，约2000个县城及建制镇，城市人口5765万，占全国人口的10.64％。但我们又常见到另一个建国初期城市化率的统计数据为12％。12％的数据是以5765万城市人口除以1949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
议开幕词中估计的中国有4.75亿人口而得出来的，事实上，到1953年7月1日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该年中国人口总数已超过5.94亿，由此推算1949年中国大陆的人口总量即已达到5.42亿16[10]。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城市化的现状，我们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城市化的历史，这个回顾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城市人口的变化状况，二是城市化水平的变化状况。
先看城市人口的变化（单位：万人）。
1949：5765 1950：6169 1953：7826 1956：9185 1959：12371 1962：11659 1965：13045 1968：13045 1971：14711 1974：15595 1977：16669 1980：19140 1982：21480 1983：26366 1989：29540 1992：32372 1995：35174 1998：37942 1999：38892
数据来源：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若以1982年为界（之所以以1982年为界，是因为1982年为第三次人口普查年，且1982年可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的分水岭），则1949—1982年共计33年，城市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到了21480万人，增长2.73倍，平均每年增长11.30％。
1982—1999年共计17年，城市人口由2148万人增加到了38892万人，增长0.81倍，平均每年增长10.60％。
对比看来，若以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来作比较，1949—1982年城市人口净增长的速度略快于1982—1999年城市人口净增长的速度。
再来看城市人口在整个人口所占比重的增长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82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1.13％，1999年为30.89％。以1949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60％来计算，1949—1982年城市化率提高10.53％，城市化率刚好增加一倍，33年间，平均每年提高3.0％。1982年—1999年，城市化率提高30.89％－21.13％＝9.76％，城市化率增加为46.2％，17年间，平均每年增加2.7％，也就是说，以城市化速度来作比较，1982年前的33年比1982—1999年的17年，城市化速度更快。
这是一个与我们想当然的结论相当不同的结论。其原因大致可以在前述讨论中寻找。
4.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可能速度
从前面的讨论来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道路将十分艰难，目前一些人预期中国很快就会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这种预期缺乏依据。
首先，我们说的城市化是指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城市化，而不是如拉美国家，城市贫民在贫民窟中艰难生存的那种城市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曾说城市出现贫民窟不会给政府丢脸，因为贫民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贫民窟的生活质量远远低于农村的生活质量，同样的收入，在农村可以过得有体面，甚至可以生活得比较舒服，而在城市，就可能只能住贫民窟，不能受到好一点的教育，住房、衣食都存在问题。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
充分利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双层经营，赋予农民长期使用权的政策，使农民可以在城市获得并不多的收入，而在农村维持一个较为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如何过得去，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那种不能在城市安居也不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贫民窟式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也解决不了中国发展中的任何问题。相反，这样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城市的动荡与无序，并在一些偶发事件中作为社会不满群体引起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秩序混乱。
第二，城市化要以就业者可以在城市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基础，就是说可以依靠工资收入购买住房，结婚生子，生活下来。他上可以养育父母，下可以让子女上学读书，并过上较为有保障的生活，他才可以算作已经城市化了。若就业的劳动者依靠工资收入只能住在贫民窟中，子女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生活环境很差，或甚至他们工资收入只能补贴在农村的家用，他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完成的，这样的城市就业者就不能算作已经城市化了。
而在中国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之前，城市打工就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就一定会陷入一个较低的水平，正如龙永图正确引述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上升，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将保持至少20至30年。这样一来，中国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者将难以取得在城市安居下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费用，他们不能实质上城市化。不仅这些农村来的劳动者不能城市化，而且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与城市劳动者争夺就业机会，将城市劳动者的工资降下来，使这些原本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城市劳动者家庭安居不下来，难以完成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除非城市政府通过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再就业工程等专门偏向原来城市劳动者的政策，这些城市劳动者会发现，他们自己越来越被赶入到贫民窟中。若城市劳动者与农村劳动力有相同的工资收入和政策保障，城市劳动者显然不能获得农村劳动力同样的福利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因为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农村的家中完成劳动再生产的主要环节，农村的生活费用较低，且农村的承包地可以提供温饱所需的基本收入。这也是当前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对保护城市劳动者的原因。
第三，更遭糕的是当前变得越来越不利的加工产业的处境。最近二十年来中国主要依靠农村劳动力在沿海生产加工产品出口世界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来获得劳务收入与经济发展。但是，因为中国加工产业过于庞大，几乎所有初级加工
产业的国际市场都被中国产品占据。中国进一步加大在生产初级产品上的出口力度，将会进一步恶化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环境。考虑到目前沿海加工出口工业仅仅吸纳不足一个亿的农村劳动力即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知道，还有近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到以出口为主的初级加工产品中来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换句话说，因为中国劳动力数量实在太过庞大，仅仅目前集中在沿海不足一亿农村劳动力加工的初级加工产品就彻底改变了世界市场上初级加工产品的供求关系，其他农村富余劳动力再进入到这些出口型的加工业中来，就没有大的空间，出口加工业不能成为将来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
何况中国在改革开放，越南、朝鲜等发展中国家也在或要改革开放，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更便宜，而出口加工业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十分相近，这种背景下，中国目前在沿海打工的农村劳动者还可能被挤出来。
最近10年，沿海以出口为主的加工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几乎停滞也是证明。
第四，初级产品加工业因为国际市场的有限性及国际市场环境的恶劣，而要求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问题是，高附加值产业往往是资本代替劳动，在资本可以代替劳动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价廉的优势就没有意义，外资也不会进来。龙永图指望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来长期吸引外资，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大有疑问，且这些外资进来了，也不能解决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问题。
第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近于无限供给，将劳动力价格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面。这种劳动力的低价格对于资本是有利的，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可能借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来赚取大量利润。问题是，外资赚取的利润迟早会汇回本国，内资赚取大量利润后，他们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尤其是欧美市场上形成自己的消费能力，他们在欧美国购买住房，接受教育，穿世界名牌衣服，开世界名牌轿车，喝世界名牌饮料。总之，无论是劳动力价格很低因此报酬很少的劳动者，还是那些赚取大量利润的国内国际资本家，他们或不能，或不愿在中国消费，这些人要么购买不起中国国内服务业的产品，要么不愿购买中国国内服务业的产品，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起来的希望就很小，第三产业可以吸纳的就业人数就不会太多。目前中国第三产业之所以不能吸纳更多的就业者，完全不是什么政
策或制度问题，而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以上严重问题。到任何一处城市或乡村，都可以看到那些萧条零售业，那些等着顾客上门购物的无所事事的商店服务员们。
有一种普遍说法，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就会有一个城市化的高潮到来。他们举例说，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研究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表明，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他们预测，在202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54％甚至60％以上17[11]。《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5％。18[12]
但是，一是我们要实现的城市化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拉美的贫民窟式城市化是否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目前仍然没有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欧美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后进国。中国是后进国家，中国就没有办法向其他国家转嫁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危机与成本，这是中国与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与城市化中完全不同的处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这样庞大的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会对国际经济的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中国最近二十年来初级产品加工业的例子。因此，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前述所谓的国际经验对于预测中国城市化的前景没有意义。
目前发展中国家，拉美的城市化率最高，达到75％，拉美4.98亿人口中，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但是，这3.8亿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为贫困人口，其中相当部分住在贫民窟中，有约2000万人流浪街头，这样的城市化带来的是问题成堆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不仅没有促进拉美的发展，反而进一步加深加重了拉美病19[13]。
何况整个拉美的人口还不足中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以下，我们对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城市化水平作一估计，这一估计是以可以在城市安居的人口作为城市人口数依据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以劳动力再生产的所在地为依据来划分城乡并计算城市化水平的，进城打工但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农村劳动力，不作为城市人口计算。这样来看目前中国城市化的水平，约在31％左右。
假若不出现奇迹也不出现灾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象建国以来50多年一样平稳发展，那么可较为乐观地估计，在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维持过去50年的增长速度，即由1949年的10.6％。到1999年的30.8％，五十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1999年至2049年，即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再增加20个百分点，达到51％，这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了。根据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的峰值，51％的城市化水平就意味着8亿中国人在城市安居，比目前约4亿人在城市安居增长了足足一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而回过头来看农村人口，到21世纪中叶，以人口峰值16亿计算，农村人口还有8亿。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约9亿，50年后，中国农村人口还有8亿。
也就是说，在未来50年，中国农村人口会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高位基数上运行。其实，这个高位在1970年初就已经开始了。1971年中国农村人口已经突破7亿大关。农村人口不会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在未来几十年随着城市化而自然消失。
农村的地位看来要作长远估算。
当然，以上城市化的估算是一种乐观的中国经济可以维持高速增长前提下的估算。问题是中国这样巨型的后进国家，能在未来50年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吗？中国经济有维持这种增长的条件吗？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到底如何？
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3)
——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四、如何估算农民的福利及他们生活的现状
中国未来五十年将持续有8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考察农民目前生活的状况，他们如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他们的福利如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地，我们从三个方面对当前农民的福利及其生活状况作一估算。 1.经济方面
虽然李昌平说“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农民的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衣、食、住方面，均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如果现在我们仍然说农村有问题的话，我们必须明确，今天的农民问题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农村问题是在温饱大体解决，绝大多数农民生存并不存在问题情况下的农民问题，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发达传媒交通条件下产生的全新的农民问题。套用一句俗话，今天的农民问题主要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是农民如何在现代社会提高生存质量的问题。
解决今天中国农民问题的首要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而来的，农村耕地由村集体所有，由农民依据劳动力或家庭人口承包经营，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被赋予“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这些土地既不允许集体强制收回，也不允许承包农户私自售卖，但可以转包给人耕种。因为人口密度不同，农民人均占有的承包地面积也不同，从全国来看，共有19.61亿亩耕地，平摊到9亿农村户籍的农民上面，人均2亩多一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有12个省人均耕地面积超过2亩，有7个省区市人均耕地低于1亩。依靠这19.61亿亩耕地，中国农民每年生产约5亿吨粮食，全国人均占有770斤粮食，足以维持温饱之需。农民依托户均7亩耕地，可以生产约4000斤粮食，其中2/3用于自食，1/3卖作商品粮。农民可以在自己承包地上种植蔬菜，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养殖禽畜，农民还可以从其它副业中获取收入，外出务工经商等等。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366.4元，其中现金纯收入人均为1748元，人均消费粮食238公斤，动物油1.5公斤，植物油5.5公斤，豆类食品5.7公斤，水产品4.1公斤，水果及制品20.3公斤；2001年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54.4台，电冰箱13.6台，电话34.1部；2001年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5.7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的
住房13.8平方米，楼房面积6平方米；2001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2%20[1]。
如果不发生大的变动，只要维持当前均分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农民就可以依靠这不多的土地来获得温饱生存之需。
中国农民之所以可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也与农民没有盲目地大量涌入城市有关系。农村生活的成本比城市要低得多，无论好坏，绝大多数农民都建有自己的住房，他们吃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蔬菜，他们可以养猪养鸡用于自食或售卖，农村教育比城市简陋也比城市便宜，农村商品比城市少也比城市少花钱的机会。同样的收入，在城市生活很困难，在农村生活的却可能不错。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然后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在农村生子育女，养育父母，比在城市的开支要少很多。
除了农业以外，农民还从乡镇企业和外出务工经商中获得收入。据统计，2001年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在9000万左右，人均带回农村数千元收入。另外还有数千万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获取每年数千元不等的报酬21[2]。正是这些外出务工经商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收入，使绝大部分农民可以在人均2亩地的情况下，比较好地解决温饱问题，做到了温饱有余。
但从长远来看，农民经济收入再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加入WTO以后，农产品涨价的空间已经很小，农民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增长的空间基本已不存在。另一方面，因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极其庞大，虽然可能因为更多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而带回总量更多的经济收入，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人均可获报酬不可能有较大增长，且外出务工经商的机会也不会有较快的增长。因此，农民经济上将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当然，东部地区因为总体上经济发达，就业更容易，土地升值也快，而可能提前进入小康，但从全国农村来看，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将长期维持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这种经济生活可以描述为“有饭吃，缺钱花”。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因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东部地区农民务工经商的处境会相对恶化，本来已经小康的东部地区部分农民可能会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而重回温饱阶段。我们2002年在苏南调查时，即发现这种苗头。这一点与农村劳动力进城带来城市劳动力下岗返贫是一个道理。
那么，农民会如何看待这个“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经济生活？他们从中获得的福利到底如何？
在媒体甚至专家的思维中，农民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收入提高了，温饱问题解决了，从经济中获得的福利自然就增加了。因此媒体记者和中国研究专家对农民“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百思不得其解。媒体记者在采访农民时，若农民对改革开放前的生活还有所好评，他就引导农民“忆苦思甜”：你怀念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天天劳动，还吃不饱饭，这不是糊涂吗？被反问的农民一想也是，说“真是的，那个时代天天劳动还吃不饱，现在每年一半以上时间闲着，还温饱有余。”农民对改革开放前好感的直觉消失在理性的答问之中。
但是，这种理性的答问忽视了两个关键性的事实，一是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一方面缺钱花，一方面集体又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诸如几乎是免费的教育（这是当前农民最大一笔的支出，也是农民最感头痛的支出），合作医疗，以换工为基础的合作建房，以及种种其他红白喜事中的或传统或现代的福利制度，使农民对缺钱花的感受，远不如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二是改革开放前，在缺钱花及温饱不足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穷，也就增加了对穷的耐受力。改革开放前的温饱不足，并不是说那时候的人都在饿肚子，而是每天要“二干一稀”，而不能收到“一天三干”，缺衣穿主要是在衣服上打补丁，而不是无衣穿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大家都打补丁，有什么关系？而在目前不仅农民内部分化了，一些农民富裕，有钱花，另一些农民贫困，无钱花，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让穷者不好受，穷者的福利受到了损失。不仅农民内部出现了分化，而且整个农民阶层越来越被边缘化，农民被一个鼓励富裕的社会传媒置于那些富裕者面前，他的感受到了自己的贫困，他们的福利就受到了损失。他们现在可以不穿带补丁的衣服，问题是其他人穿着比他们好得多的衣服。
因此，农民对改革开放前时代直觉的怀念，并不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而是因为他们经济上的福利受到了净损失。
再来看未来五十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一方面因为农民人数太多而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压至最低，农民收入持续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这个时候，农民从经济上因为相对收入差距加剧而产生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会减少农民的福利，增加他们的不满意。
更糟糕的是未来五十年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扩展，现代传媒进一步渗透，城乡隔阻进一步消失的五十年，这五十年，农民的福利越来越依赖于货币，大量的消费需求被制造出来，逼迫农民用货币来购买。以前是小康的生活，因为整个社会新的消费需求被广告和时尚制造出来，而变成了温饱，以前尚属于温饱的生活，下降为贫困。这样一来，农民的福利就不止是因为相对收入下降而且绝对收入（购买能力）下降了。庞大的农民群体在广泛方便的交通信息支持下，他们因为经济上的福利损失而产生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越出制度的轨道，另一部分也不会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稳定力量。
必须给农民以福利的增长，但我们目前不仅在经济方面事实上减少着农民的福利，而且在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减少着农民的福利。
2.文化方面
当人的需要超过一个最低值时，人的福利更多的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目前以广告和时尚的所引导的消费观和这种消费观背后的福利观，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从穿时髦的衣服吃昂贵的食品中获得了更多的舒适与营养，而是从这些昂贵的消费中获得了好的感觉，这种好的感觉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22[3]。建立于当前经济发展目标的背后价值支撑，本质上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毛泽东时代单调的服饰和简陋的食物从衣食的舒适与营养方面并不比目前由广告和时尚所引导的昂贵消费差很多，相反，某些方面，比如较少的服饰可能会比较多的服饰方便，昂贵食物在营养上特别是在对健康的保持方面更成问题（看看美国人肥胖的身材和以瘦为美的时尚就更清楚了）。问题是，一个社会提供什么文化，流行什么时尚，做什么样的广告，是由企业来主导这个社会的消费（所谓刺激消费），还是社会主导自己的消费，或是一个国家有意引导一种健康的消费。
随着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的渗透，中国的消费观及其背后的福利观整个地被市场所引导，而在这个市场上唱主角的是那些希望赚取利润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这些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发布广告与制造时尚来刺激引导人们的消费并制造表面的福利，这种以赚取利润为目的企业行为，让消费者花钱购买企业产品，
特别是昂贵产品，并让消费者以为这才是自己的真正所需（所谓引导潮流），而事实上，消费者什么真正的福利都没有得到，他们得到的是感觉，是感到很幸福。
在这个由感觉（或者说由文化）决定福利水平，而感觉和文化又被那些只关心利润的跨国公司这个巨无霸决定和独占的时候，那些经济上富裕的人们可以从消费中获得这种良好的感觉，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幸福者，他们受到穷人的仰慕，他们从穷人的仰慕中获得更多良好的感觉，他们的福利因此而更多。
问题是，由企业和市场发布广告和制造时尚，由广告和时尚来决定人们的幸福感和福利观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钱的穷人，这是由广告和时尚必须制造出来的穷人，这个不公正的世界总是要将一部分人排斥在外面处于边缘地位，从而让那些处于主流地位的人们感到幸福和有价值。这些贫人无法享受到只有富人可以享受到的高品味生活，并且这些穷人必须羡慕享受高品味生活的富人的生活。这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地存在。这些国家的穷人不是温饱不能解决的穷人，也不是没有住宅甚至小车的穷人，而是不能享受高品味生活的人。中国目前的情况当然比这些发达国家更糟糕，一方面有市场有意制造温饱已经解决的一部分人成为穷人，另一方面有以城市下岗工人和部分农民为典型的生活质量正在下降的真正穷人。中国的穷人因此范围更加广大，受由企业通过市场创造出来的广告和时尚的剥削更加深重。
以此来看当前农民在文化方面的福利状况，一方面，市场经济所自然制造出来的消费广告和金钱价值观已经深深替代毛泽东时代尚是多元的价值观，一方面农民并不能真正从市场中获得满足自己消费所需的经济收入，他们越来越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越来越感觉出自己处于边缘地位，只有很少的人处于中心地位。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人都感觉自己处于中心地位，只有很少的人感觉自己处于边缘地位，这也是奇怪的事情。目前欧美的情况大致处于这个奇怪两端的中间。
重要的是，中国未来的五十年，农民从经济上大幅改善自己处境的可能性很小，而由市场经济主导的越来越将这些经济处境不能改善的农民置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却进一步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而长大，农民的净福利就会越来越少，农民对社会的感受就会越来越糟。五十年时间，八亿农民，对社会的不满，这三个关健词联系起来，值得引起所有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仔细考量。
回望毛泽东时代，有很多值得充分讨论和重视的地方。从经济方面来看，那个时代只能说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但很多农民对那个时代深深怀念，原因不是农民愚蠢而是他们那时的净福利并不少。除前述经济相对收入方面的讨论以外，文化方面那个时代做得也相当不错。毛泽东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地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最为广大的人民服务，最为广大的人民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就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就要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表现群众的生活。他要求文艺工作者从感情上接受工农群众，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23[4]。毛泽东时代，无论文艺战线存在多少问题，在与广大工农结合这一点上，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那时的文艺作品也是体现了大众化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这些文艺作品歌颂了工农，引导工农说只有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相对于目前文艺上一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文艺何美女文学，那个时代的文艺无疑可以提高农民的福利感受，而不是相反。
不仅是文艺，而且在整个社会舆论制造上面，毛泽东时代都贯穿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贯穿着“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越穷越革命”的教育，贯穿着“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是啊，那时的农民不富裕，那时穿的是灰色的衣服，但那时人们主要不是（起码不完全是或相当程度上不是）从这些方面来评价自己的福利，那时的社会倡导且成功地制造出“劳动最光荣”的福利观。那时最大的光荣是什么？是上级发一张奖状，是成为劳动模范。比较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价值观和生活福利观，该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啊！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些价值观和福利观，几乎全是对于弱者不利的进一步置弱者于边缘地位的文化，而毛泽东时代，通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有力制造出来的价值观和福利观，将本来处于弱者地位的工农（经济上文化上的弱者）置于中心地位，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时代工农的经济生活比目前要糟，但农民以及工人会怀念那
个时代的原因。要知道，福利不只是经济收入，而且是一种文化观念，且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观念。那个时代的可贵之处在于国家制造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可以增进劳动人民福利的文化，而目前社会最让人忧心之处是，市场经济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在破坏尚存不多的可以增进劳动人民福利的文化，而在制造增加只占社会少数的强势者强势地位的文化。被排斥在这个市场经济制造出来的文化之外的，是这个社会中占90%的工农大众。这是危险的事情。
毛泽东时代不仅在制造文化上面对于增进农民的福利有利，而且在具体文化建设上对农民有好处。我们现在说那个时代文艺作品很少，假大空高大全问题比较严重，但这些文艺作品适合农民的口味。那个时代的农村，农民文艺是丰富多彩的，很多村庄有文艺演出队，由村庄文艺演出队演出戏剧在艺术上的价值可能不高，但农民自编自演，他们在演出和演绎自己的生活，他们在舞台上一个可能出错的表演，正是让台下的同村观众捧腹大笑的理由。那个时代不仅可以经常性地组织大型文艺体育活动，而且农民乐在其中，以此为荣。那个进代的农民很穷，劳动很多，但那个时代农民的文艺生活比目前只是打麻将看电视，反而丰富很多。农民从中获得的福利也比目前更多。那个时代的农民不仅从文艺体育中获得福利，而且可以从劳动竞赛中获得光荣感。
再来看未来五十年，市场经济将进一步通过广告和时尚来制造有钱人的强势地位，而进一步置农民于边缘地位。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还将以巨大力量摧毁农民世代以来的价值观，摧毁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有意义的文化。现代的来自西方的价值和文化借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进入到农村，宣布农民一直信奉的人生理念是错误的，生活方式是愚昧的，地方性知识是可笑的，鬼神信仰是迷信的。总之，农民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本体价值等一切都受到怀疑并被宣布为错误，农民会接受这种宣布的关于自己生活价值是错误的结论。农民文化越来越被排挤在边缘地位。但农民没有办法获得那些正确的人生价值，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实现这些正确人生价值所需要的经济收入。他们知道了现代社会如何生活才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生活的样子，这些觉醒过来的农民却无实现他们应该具有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就业和经济收入，他们成为有需要而无能力的无效需求，成了彻底的边缘人群。
未来五十年，在农民总数不可能大幅减少而收入不可能大幅增长的背景上，能否及如何从文化上增加农民的福利，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任由市场经济在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来塑造文化，任由跨国公司所制造的广告与时尚来建构福利观，对于中国的发展是相当危险的。
3.社会方面
虽然经济学家假设人是经济人，是自私自利，一切从自己利益出发并且可以根据经济利益来理性行动的人，但事实上，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社会的人，人的幸福感和福利，大多与他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及他与社会的关系有关。农民也是人，我们在计算农民的福利时，必须考虑他们社会方面的处境与状况。
要全面估价农民在社会方面的福利，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且社会方面的估价与文化方面往往会纠葛不清。以下我们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主线来展开讨论。
当前农村中，农民感受最为强烈的一个问题是农村社会的失序，社会治安不好，集体行动困难，经济合作生产互助难以展开，一句话，农民一致行动能力大大降低，很多通过合作可以办好的事情，因为农民一致行动能力的瓦解，而不能合作起来将事情办好。举例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宗族组织现在已经解体，以前宗族组织在社会互助、安全保障诸方面作用甚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组织有效地通过经济组织的形式解决了社会合作问题，通过扩大组织规模有效内部化了公共物品提供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但当前的农村，传统的社会组织诸如宗族、香会等大都解体，通过政社合一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办法也不能再起到作用，而现代的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组织又未能生长出来，而出现了组织真空，农村社会失序使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大受影响。
农民社会方面的福利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社会合作得到的福利，一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福利，前者与经济福利相通，后者与文化福利相通。先来看一看目前农民在前一个方面的福利状况。
农民的社会合作，就是农民通过组织合作的办法来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因为具有外部性的特点，私人无法提供或由私人提供不经济，而需要由社会合作解决。在城市，公共物品的大部分是由国家直接通过税收来提供的，但在农村，
国家往往难以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农民通过合作的办法来生产出这些公共物品。
农村典型的公共物品是水、电、路。当前通过商业化运作何国家投资，农村供电大有解决的希望，最成问题的是水和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清洁饮水也是农民生活福利最基本的内容。从当前农村一般情况来看，农业水利一般都涉及到大型水利工程，要从遥远的地方引水过来灌溉农田或打很深的机井，这些工程不是单家独户可以完成得了的。在建国前，有两类水利工程，一类是诸如黄河大堤加固这样的巨型水利工程，魏特夫论证说，正是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构造了中国专制统治的基础。一类是小型的诸如围堰、水井等工程，此类水利工程与宗族组织有密切关系。黄宗智论证说，正是长江三角洲中小型的水利工程使宗族组织强大有力，而华北水井工程较小，就使宗族组织变得不很重要。但华北战乱较多，在土匪出没的地方，以村庄为单位的村庄保卫组织就比较发达。有人偷盗庄稼，就设青苗会，负责看守青苗。在小型水利组织基础上，可以建立大型的水会组织，如杜赞奇所描述的华北农村的大型水会。这些水会组织与宗族组织和乡村士绅相结合，具有很大的能量。
毛泽东时代是通过人民公社组织劳动力来完成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并且毛泽东时代通过不同层次的组织系统来完成不同层次的水利建设，大至长江堤防，小至生产队的堰塘，都可以组织劳动力进行建设，人民公社强有力的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规划有序层次不同相互衔接的水利设施，这个时代的水利设施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为完善的，这些水利设施仍然是目前农村水利的基础。但这些水利设施没有得到良好维护。
目前农村不仅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利设施没有得到有效维护，而且很难进行有效的新的水利工程建设，从而使农村水利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之所以水利设施供给不足，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找，一方面传统的建立在诸如宗族、水会乃至宗教组织基础上的水利组织不复存在，也就无法提供水利建设的组织力量，一方面，国家没有能力为农民提供这些公共设施。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农村调查后，悲观地得出结论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此言很对！
农村水利缺乏面上的资料。仅从目前动辄水旱成灾，可以侧面反映出水利投入的不足。农村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较人民公社时期已大为减少。到农村一走，
到处都是淤塞的堰塘，被毁的渠坝，只需要农民投入有限劳动力即可以建设好，但农民组织不起来，也就分享不了好处的可以建设好的水利设施。
水利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只是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不充分的众多表现之一。路也一样，桥也是。社会治安，公共道德也可以看作公共物品，在目前农村的供给也十分不足。传统社会和毛泽东时代，都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试图以契约和法律来获得这些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无法获得。国家又不能提供这些物品。这就是当前农村的困境，这构成了农民福利的净损失。
这方面还有诸多例子，如农具共用问题，在目前农村，要么小农具家家都有，要么大农具家家都没有。由几户共用农具的情况（比如耕牛或拖拉机）十分少见，且不能持续。而共用是节约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前提。回到小岗村分田到户的例子，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1978年本来是分田包产到组的，一个组二、三户人家，已经很少了，应该可以合作吧！小岗村包产到组（也就是分田到组）后，大都是兄弟组，父子组，即兄弟一个组或父子一个组，但这些兄弟组或父子组织仍然不团结，合作不了，便冒着坐牢的危险将田分到户了24[5]。在兄弟或父子都不能合作的情况下，中国农民还有什么“合作改变命运”的希望？更糟糕的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及舆论宣传部门都大力鼓吹这种不合作的例子，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发明。中国几千年来土地一直是私有的。还有人鼓吹，分田到户还不行，还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化。分田到户也好，土地私有化也好，问题是农民不合作，就解决不了农业生产或农民生活中的公共物品问题。若国家有决心有能力提供这些公共物品（诸如农业水利，中型农具、机耕路及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也没有关系。若一方面鼓励农民自己不合作，一方面国家又不提供公共物品，那就只会进一步减少农民的福利。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再来看农民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渗透和现代传媒的侵入，破坏了村庄本身的共同体意识，村民越来越被整个社会所吞噬，越来越认同于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村庄的世界，而越来越脱离于村庄对自己的控制。村民之间的联系急剧减弱，村庄共同体意识迅速解体，村庄舆论的作用越来越小，村民之间原来作为长远投资的人情礼让越来越缺乏村庄基础，农民之间的人情交往淡薄了。
一旦村庄舆论开始解体，村民之间的人情交往和人际联系减弱，农民的社会生活将受到极大影响：农民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所产生的安全感逐步减少，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所产生的信任与尊严逐步淡化，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和认同而产生的生活意义逐步丧失。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人伦的国家，人与之间交往的淡化很快便转化成为人的本体价值的危机。人生意义一旦出现问题，道德约束就没有根基，社会控制就难度骤增。
从农民福利的角度，人际联系的淡薄对于农民福利的损失极大。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人际联系弱化，使农民一致行动能力减弱，不仅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而且在面临各种不确定的突发事件时，农民没有办法来调用原来在村庄一直可以调用的人际关系资源，他们会感到自己被赤裸裸地抛弃在这个日益金钱化和市场化的世界上。农民这种日渐加深的无助感，降低了他们生活的趣味，减弱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与期待，他们更加难以忍受事实上也确实难以忍受的现实困难等等。
二是人际联系弱化，使农民的交往程度降低，以前一直从这种交往中获得的乐趣减少了。这种交往的减少与村庄文化活动互成因果。以前村庄的节庆（如地方性的游神和续谱以及全国性的春节和端阳节等）和事件（如红白喜事）越来越因为村庄被市场化了的社会所吞噬，而变得不再重要，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村庄事件及节庆，也越来越不能引起村民心灵上的反应和感情上的共鸣。缺少共同的节庆和事件，村庄联系及村庄意识降低，村民相互交往的压力减少。其后果是进一步弱化了人际联系的强度。
三是人际联系弱化，使村庄舆论解体，原来依靠村庄舆论支持的村庄道德力量逐步消失。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日渐处于村庄边缘地位，并且可能在家庭生活中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处境。有调查表明，最近十年来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大幅上升，老年人在家庭中受到子女不良对待的比例也在急速增加。老年人地位降低及受到子女不良对待，对于村庄来讲，具有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让所有中青年人害怕年老之后被子女们不良对待，这些中青年人会在自己仍然能够劳动时，为自己老年预作储备，这种预作储备会极大地改变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其中之一是很多地方农民对“养儿防老”和其背后“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理念的抛弃，这在某些地方正是计划生育工作变得容易起来的意识基础，二是农民对人生预期丧失，对未来生活悲观的现实基础。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极大地影响着中青年人的现实行为，如果老年人晚年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而不能受到良好待遇，其对中青年人行为的影响将极大。
除以上所述的农民在社会方面的福利净损失外，农民还因为村庄解体及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增加，而会产生一种不稳定感及伴生的不安全感。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变得犹豫起来，他们的生活中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种变化使农民生活中的心理成本增加，净福利减少。
4.小结
前面简略叙述了农民目前生活的状况及他们的福利状况。从以上叙述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民温饱问题大体已经解决，作为农民生存基础的最低的经济福利不成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从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乃至经济方面被置于边缘地位，农民相对生存处境越来越糟糕。
而从未来五十年来看，中国农民数量将维持在一个相当的高位。在农民经济收入不可能大幅提高的背景下，能否及如何从社会、文化方面乃至从经济方面再造农民的福利，将关系到中国数量极为庞大农民对中国现代化的态度，也将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途。
如何再造农民的福利 1.农民福利的性质
所谓福利，本质上是一种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这种满意程度有两维标准，一维标准是生存标准，即人们可以生存下来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除了客观的作为一个动物人的生理标准，如有衣穿不致冻死，摄入最少卡路里不致饿死；还有主观的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生存标准，如当前各个国家都制定有但标准并不相同的最低收入标准，贫困线标准。在贫困线以下的收入可以认为没有达到生存的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若干元25[1]。就是说，在中国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若干元的家庭，可能缺衣穿，吃了上顿没下顿，房子也很破乱甚至没有房子住，这样的贫困家庭福利低于生存标准，可以说是福利极度匮乏，没有福利。生存标准是讨论福利的基本前提，没有达到生存标准的生活状况，谈不上福利水平的高低。好在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贫困线，温饱有余，小康不足，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农民的福利。
农民福利的另一维标准是生活标准，即人们从生活中享受到的乐趣，这种乐趣脱离了衣食之忧，他们不仅希望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希望吃得好，穿得好，希望吃穿住以外，还有各种娱乐和社会交往，有心思体验人生的乐趣，可以思考文化的问题，关心超越自己生存的价值。这种生活的标准主要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一个主观的标准。举个例子来说，建国前，地主家庭也只能“两干一稀”，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可以“一天三干”，但因为地主家庭“两干一稀”比当时一般农民家庭“两稀一干”或“一天三稀”吃得更好，地主家庭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水平高，福利也就很多。当前农村绝大多数家庭可以“一天三干”，但那些富裕农户每天吃三顿肉，就使这些“一天三干”的农民感到生活水平不高，福利不多。吃饭如此，穿衣也是如此，社会交往、文化娱乐更是如此。
这个意义上，我们为农民建立什么样的参照系，提供什么样的文化标准和价值标准，对于农民福利再造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生活标准当然不只是相对标准。构成农民福利的生活满意程度，可以从与农民有关的所有方面改进，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单一的经济收入标准。具体来说，从居住环境的方面来说，绿树成荫，花香鸟语，小桥流水的地方适宜于人的居住，这种适宜于人居住的环境，本质上并不需要农民花钱购买，而只需要他们将大量闲暇时间用在家居住地种树置草、挖堰架桥。只要他们真心维护自己
的人居环境，他们就可以获得这种良好的人居环境；从住房建设来讲，即使没有多余的经济收入，农民也可以通过互帮互助来建起宽阔明亮的住宅。因为农民有着足够的空闲时间，他们可以相互换工，最后只需要用很少的购买材料的钱来建起每家的住宅；从人际交往来讲，人际交往产生友谊和信任，产生体面与尊严感，只要农民重视村庄生活及村庄生活的意义，他就愿意为村庄人际关系投资，投入精力与时间，他就可以带动其他村民在人际关系上投资。和谐的具有高度资本色彩的人际关系，不仅创造出友谊与信任，而且产生了体面的感受，使人觉得自己生活的有价值有意义。农民相互之间的关心创造更多的关心，也创造大量的福利；从文化娱乐来讲，在农村开展各种各样，适合农民需要，满足他们需求，反映他们生活的文娱活动，经常性地举办文体比赛，让农民真正地参与到这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去，就会让他们的闲暇时间变得有趣，人生价值也就被创造出来，良好的个人感觉也就增加了他们的福利水平。等等。
增进农民的福利显然不只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也往往缺乏自我行动的能力，这时，来自外界的经济的、社会的、文艺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都可以介入到农民生活中来，组织农民为增进自己的福利而奋斗。在经济上，可以通过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增进农民的合作能力与合作意识，以工代赈即办法之一。在文艺上，自上而下应该创作表演适合农民需要，可以让农民从目前生活中获取福利感受的文艺作品。要有意识地通过文艺作品抵消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让农民的边缘地位有适当改善。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也可以介入到农村中来，通过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技术性的手段，帮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服务。
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如何改善农民的生存处境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以下分两个方面作些讨论。
2.经济的方面
在未来五十年，农民经济方面增加收入的渠道不多，其中可能的三条渠道一是从农业中获得收益，二是从外出务工经商中获得收益，三是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中获得收益，第四节的第一部分已经讨论，农民从农业中获取更多经济收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农民数量过于庞大，国际市场上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大多低于国内价格，农产品涨价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而农民比市民人更多的情况下，
随着经济的发展，衡量生活质量及消耗农产品数量的恩格尔系数是逐年下降的，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只能从人们越来越少的农产品支出中获得收入，这当然不可能有较快的收入增长。
而因为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特点，劳动力价格将长期维持甚至低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在劳动力绝对剩余状况没有改观以前，难以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国家今后会逐步减轻农民负担以至不再收取农民负担，国家还会逐步扩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无论如何，国家财政没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来保证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可以有较快的收入增长。
尽管如此，从以农补工到以工哺农的转折和国家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持续低于整个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的背景下面，如何在经济上再造农民的福利，对于决定农民对现代化的态度和未来50年农民会如何行动，十分关键。
在经济上再造农民福利，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为农民提供维持基本生存之需的收入，特别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和基本社会保障，使农民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最低温饱生活水平。这方面，毛泽东时代有众多现成的经验，诸如合作医疗制度，五保户制度，社会救济主要是通过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中的生产队一级来实施制度，意外伤害救济制度等等。
第二，维持当前稳定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的土地制度，让农民的土地归他们“有着”（这是陈锡文的说法，很妙的说法）26[2]。只要有土地，农民就可以在没有大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维持温饱生活。农民“有着”人均2亩多地，当然富裕不起来，同时他们也不致于维持不了温饱。指望农民靠人均2亩地富裕起来是没有可能的，在农民没有可能大规模转移出去之前，土地的规模经营除了让大部分农民无事可做且衣食无着以外，并不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也不可能为农民整体带来福利。
第三，为农民提供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水电路设施。当前农村水利是极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在毛泽东时代本来已经解决。水利问题不是农民单家独户可以解决得了的，甚至不是一村一乡所可以解决得了的，而是一个需要
国家宏观统筹的东西。如何在公共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上增加国家投资与规划，是当前涉及到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极其重大的事情。电的问题也存在，主要是电价虚高，管理体制不合理，农民用不起电。相对水和路来说，近些年电的问题解决较好。路的问题很大，一是国家对乡村公路的投入太少，乡村公路破败不堪，二是农民对作为公共物品的路的投入太少，不仅资金和劳力投入少，而且管理体制也成问题，很多乡村公路甚至主要不是投入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因为乡村公路缺乏必要的维护和管理，而迅速毁损的情况十分普遍，好路也很快成了坏路。
第四，为农民聚居提供规划。构成当前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对居住形式的规划，农民建房往往是随地而建，乱搭乱建。所建房屋分散无序，不能构成公共交往的空间，也缺乏必要的公共设施空间，还使诸如水电路等基础公共设施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如何将分散的居民点通过规划，逐步集中在主要的交通沿线，同时又不远离农民作业的农田，是一件非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集中聚居不仅可以提高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而且为村庄居民提供了社会互助和文化娱乐的空间，让日显萧条的农村变得有些生气。
第五，为农民提供实用而不奢华的消费方式。特别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金，有效地支持农民实用的消费，而杜绝奢华的消费行为。这方面需要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广告和时尚制造出来的消费观。举例来说，通过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来抵制暴饮暴食和大操大办，通过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减少在诸如建房、穿衣、购买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炫耀性及竞争性消费。
第六，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提供机械化服务，大力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具体如在播种和收割环节提供机械化的服务。目前在种水稻的农业地区，抛秧技术大大减少了播种（插秧）的劳动强度。在机械化耕作和机械化收割方面，技术甚至经济成本都已经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农业耕作和收割机械大都超出单家独户的生产之需，这种超出既有机械价格太高的超出，又有机械的效力太高的超出。农民如果由数家甚至数十家联合购买使用，则无论是价格还是使用效率，都刚刚好。问题是农民合作能力太差，商业性的供给成本又太高，以至当前农村出现有典型的小农生产的特点：小农具户户都有，大农具户户都没有。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一户买得起，并用得起的中型农具，其他农户也就买来用，但所有农
户使用中型农具的效率都低，生产成本自然就高。通过农户的合作，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强度。农户自己不能有效合作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转移支付资金来帮助农户完成这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如何通过国家教育与乡村教育的结合，大大降低农民子女及农民全体的教育成本。当前的农村，一方面有大量需要读书的儿童、少年、青年乃至中老年人，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属于社会富余人员，一方面有很多仍然找不到工作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有一些是读完大专中专找不到工作的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甚至当前的农村不缺乏用于教育的设施，如“普九”达标之后，因为入学儿童减少而被废弃的学校。如果可以给那些失业的大中专毕业的知识青年以适当的报酬，让那些愿意学习的儿童、少年、中青年乃至中老年人们以学习的机会，则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可以受到层次不同，用途不同，目的不同的教育。儿童和少年接受比较廉价但并不劣质的义务教育，青年人接受实用技术培训，中老年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国家不用投入很多的钱，但要投入一些钱，用以引导这些全面的教育，让这些全面的教育成为农民提高自己文化，提高他们适应社会、致富和生活的知识，也就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
第八，借助财政转移支付和农民合作的力量，进行居住环境建设，特别是在绿化方面增加资金和劳动投入，同时搞好管理工作。农村有大量空闲的适宜于种植林木的土地，这些土地（包括公路两边和宅基地周围宜林土地）若全部绿化，就可以再造秀美山川，农民生活在这些秀美的地方，虽然不很富裕，却很舒适。这种舒适会极大地抵消城市生活中人造出来的舒适，给农民带来真实可靠的福利。这方面有极多的文章可做。不仅是绿化，而且在小桥流水方面，在花鸟禽兽方面，都可以美化农民的居住环境，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第九，为农民提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尤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让农民实践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例如强调实用节俭，强调普遍性而不强调个性，强调统一性而不强调特殊性等等。这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真正属于农民的消费合作社，有国家财政扶持的农民金融组织，来支撑这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这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使在市场经济处境下日渐边缘化的农民感到安全，他们因为自己是大众化的消费（当然也是层次不高的温
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消费）而感到满足，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方式因为照顾到了农民中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提高了他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
第十，发展农民相互之间的服务性的产业，特别是以换工和互助为基础的产业的发展。比如可以通过义务照看小孩（建农民幼儿园、托儿所），照顾老人（建敬老院、托老所），来提高农民全体的福利。这些服务性产业不仅可以通过合作提高劳动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劳动的质量，合作本身就带来了福利。愉快的合作可以让农民在自己最需要服务的时候得到这些服务，这些服务由农民在平常的时间里积攒下来，这些平常时间积攒的服务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回报，这就提高了劳动的质量（如托儿所和敬老院）。同时，愉快的合作还可以让农民的闲暇变得具有意义,有意义的时间本身就是福利。这种既是福利也是投资的互相服务,是再造农民福利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经济方面再造民福利的办法还有很多，还可以再列举出来一些。无论如何，现在想象这些事情是一回事，具体去做又是一回事。富于想象是具体去做的前提。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消灭人们的想象力，包括学者的想象力。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或对于个发达的大国来说，缺乏想象力也许不是什么大错，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缺乏想象力，将是极大的犯罪。如何扩大在经济方面以及以下在社会、文化方面再造农民福利的想象力，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3.文化和社会的方面
从文化方面再造农民的福利，是可能性很大，难度也大的事业，难度很大，是因为市场经济以货币通约一切之后，农民没有能力获得这个具有通约能力的货币，他们也往往因为没有经济上的能力，而享受不了现代化和通行规则带给他们的好处，但现代文化和通行规则却破坏了他们以前获得好处（福利）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这就必须从文化上为农民再造福利。二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还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蕴有深厚的文化资源。礼失而求诸野，只要我们细心发现，就会在农村找到诸多可以在文化方面再造农民福利的机会。三是庞大的农民数量也为从文化上再造农民福利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农民文化的巨大市场本身构成了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面货币通约能力的抵制，这种特定的可以增进农民福利的文化，因为有着极其巨大数量人口的实践，而会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文化反过来可能会改造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货币文化和消费文化，为全人类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合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新的文明提供借鉴。
在文化上再造农民福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尊重农民的本体文化价值，照顾农民对人生价值的定义和关怀，并为农民建立可欲的本体价值观。本体价值是农民对自己人生意义的定义，是农民认为人生在世值不值得，有无意义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决定农民生理需求以外的福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农民认为人生有价值，没有枉活一世，农民才会对生活感到满意，才愿意忍受现实生活中相对的苦难，才充满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在传统的农民本体价值观中，最为重要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农民认为传宗接代是人生价值的基础，光宗耀祖则是人生价值的表现。这种以世代延续为目的的人生价值观又是以对鬼神世界的复杂信仰为基础的。毛泽东时代通过强有力的唯物主义宣传，已在相当程度打破了农民的鬼神信仰，这是现代性对农民精神生活第一次大规模的侵入，这次侵入的效果不错，问题是这种以政社合一的行政和经济手段的侵入，还是没有市场经济体制从文化和价值本身的侵入彻底。相反，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在某种意义上模拟了传统社会的生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民流动受到限制，单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宣传送走了旧神，却迎来了新神（对毛主席的神化），共同生产和分配的体制强化了村庄共同利益并使村庄舆论得以产生作用，阶级斗争与宗族处理族内纠纷也有相似之处。总之，村庄价值以及村庄中人的评价对于每个具体人的生存价值和生活意义有决定性作用，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村庄群体的一份子。最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农民以世代延续为目的人生价值观本身并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支撑这种价值理念的鬼神信仰被新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所代替，农民并没有处于价值真空中。换句话说，传统社会中，农民的人生价值被传宗接代的理念和鬼神的信仰所决定，毛泽东时代，农民的人生价值被传宗接代的理念和集体主义信仰所决定，且这时候的鬼神信仰依旧存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传统的传宗接代的理念和鬼神信仰及集体主义理念，正被市场经济条件下彻底的个人主义享乐世界观所吞噬，鬼神世界被宣布为虚假的迷信，传宗接代是一种愚蠢的理念，且在农村迅速变动的生活中，老年人越来越边缘的处境，使年轻人失去了对养儿防老的预期，及时行乐，趁年轻多多行乐，作为正确的价
值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所接受。集体主义在村庄共同体越来越解体的背景下，既无组织上存续下去的理由，又无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
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并不能增进农民的福利，相反，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农民作为一个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整体而处境尴尬，因为他们不能从个人主义价值中获得他们生存的价值，个人主义价值观使他们发现自己除了及时行乐以外，一无所有，而及时行乐之乐，因其经济收入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得到可行之乐。他们越来越不能忍受现实的生活苦难，他们越来越不能为长远的生活进行投资，更不可能通过一点一滴的收获为子孙后代积累。他们会变得烦燥不安，会缺乏定力，会为一点小利铤而走险。他们看不到长远利益，也看不到整体利益，他们的短期行为不仅使他们无法获得自己的福利，而且使农民合作更加困难，共同改变生活命运，共同创造自己福利更加不可能。
尊重农民本体价值观，当然不是鼓励农民“多子多福”的生育理念，而是要为农民提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建立生活意义的文化，要为农民提供人为什么活着的根本性说法。中国是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家，代替宗教信仰的是人伦关系和家庭家族价值观。西式个人主义是以普通的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中国农民则以差序格局作为人生的基本行为准则和信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广告和时尚为工具，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现代性因素侵入农村，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建立起农民本体价值观或只能建立让农民处于更加边缘地位的本体价值观，而将农民已有价值观置于边缘，从而对农民的福利构成文化方面的掠夺。我们必须从农民可以得到的合乎他们现实处境与需求的方面来重建他们的文化，重建他们的本体价值观，使他们在这个变动的社会中仍然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价值，生存有意义。
不仅需要从本体价值方面为农民的生活提供意义说明，而且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为农民生活提供文化意义，使他们不只是在为了一种本体价值而忍受着现实生活的磨难，而是感到生活充实而幸福。他们不用去打发那些无聊的时间，而是时时刻刻都忙于在他们看来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在经济上可以没有价值，在文化上却创造了农民的生活，使他们增加了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增进了他们的福利。以下从一些方面展开。
第一，从国家层面考虑，必须为农民提供一种市场经济化约能力以外的文化空间，特别是提供既可以正面引导农民，又可以适应农民生活现状的文化。毛泽
东时代是通过灌输集体主义意识来做到这一点的。目前的农村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但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借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好的做法，具体如提倡勤俭节约，劳动光荣的价值观，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观，提倡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提供精神生活的价值等等。总之，在文化方面，国家应提供一套强有力的抵消市场经济不良影响的适合农民生活实际的文化价值，要建立以农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帝王将相，以才子佳人，以官员大款为中心的文化生活，要在财富以外建立另一套对于农民整体可欲的价值理念。具体可以在文化、教育、艺术诸方面进行改革。可以吸收毛泽东时代文艺中的优秀成果。
第二，从村庄层面来说，要重建村庄共同体，形成村庄舆论和村庄文化，要让村庄成为农民表达自己意见，实现自己价值的场所。村庄层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诸如在村庄层面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包括传统的龙舟比赛和舞狮比赛，现代的样板戏演出和文化体育竞赛。建立公共墓地和修村志村史，客观记载和纪念村庄生活和村庄的人们；举办村庄节庆和仪式，等等。村庄层面的文化活动，既可以为农民提供文化价值方面的享受，更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种共同组织起来的文化活动，使村民之间相互嵌入，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产生村庄共同体意识，形成村庄舆论，建立村庄价值，最终，不仅在文化层面，而且在社会层面为村民福利的再造提供机会。
第三，从家庭层面来说，要重建家庭人际关系，强化家庭功能，做到子女孝顺，父母慈爱。既要强化父母养育子女的义务，又要强化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要让老年人得以善终，让幼儿得到善养。
第四，从不同的村民群体来说，可以针对不同村民群体的特点来开展不同方式的组织活动。比如，可以组织老人协会开展活动。因为农村老人闲暇时间较多，各种能人都有，其中有些人是老干部、老党员，有些人的子女在外面或经商或做官，有些人多才多艺。由老人自己组织起来自娱自乐，他们会感受到老有所乐。这些组织起来的老人不仅相互之间提供帮助，而且很快就会介入到诸如婆媳关系、家庭纠纷的调解中去。成功调解家庭纠纷会鼓励他们进一步介入到邻里纠纷的调解中去，他们还会进一步对村干部工作提出意见，对村庄不良行为提出看法，他们会形成并影响村庄舆论，他们还可以通过评选十佳儿媳或十佳文明户来主导村庄舆论与村庄文化的发展方向。总之，只要老年人组织起来了，他们就可能对
村庄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而在国家有能力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老人协会没有理由建立不起来。老人协会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在村庄的影响力，使老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回到村庄生活的中心中来，这不仅对于老年人获得福利（对生活的良好感觉 ）作用极大，而且对中青年农民对生活未来的预期产生深远影响：既然老年人的生活也是有意义的（甚至人去逝之后还被人怀念着，这方面要看在本体价值方面的文化建设工作做得如何），中青年时期就不要短期行为，而要为未来多作积累。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因此现在苦一点、累一点是值得付出的。
再如，可以针对农村妇女的特点组织妇女协会，由妇女自己选举产生协会理事，协会既可以是一个娱乐组织，组织妇女开展各种适合妇女特点的文娱活动，甚至是烹饪比赛或育儿知识教育，也可以是一个经济组织，比如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的小额贷款，为农村妇女提供生产技术培训。
还如，可以针对农村年轻人的特点，组织青年协会，开展致富比赛，文娱比赛，甚至诗歌比赛。由青年协会创办村庄刊物，描写村庄生活。
当然，所有这些组织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很难自我生存下去。这就需要有来自国家的财政支持和自上而下的文化支持。如何将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生活生产服务，是当前乡村建设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
当前农村的特点一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二是农民有大量富余时间无事可做。从文化方面重建农民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农民无事可做的富余时间变得有事可做，变得生活有意义有价值，让时间消磨得足以构成农民的福利。同时，通过这种让农民从有意义的富余时间的消磨中发现自己生存的本体价值，获得文化上的自足感。
文化方面重建农民福利，将是乡村建设中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也是最有价值的领域。
从社会的方面来看，以上文化方面重建农民福利的另一面事实上就是从社会方面重建农民的福利。文化活动本身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合作，产生了村庄舆论和村民一致行动能力。因此，可以将社会方面福利的再造看作文化活动的副产品。不过，社会方面并不只是被动的产物。从重建人与人之间关系，从为村庄提供公共物品，尤其是公共设施的过程中，农民获得了依靠单家独户获得不到
的物质的福利和经济的福利。此方面的展开还可以与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等政治的方面联系在一起。
农民福利的再造并不是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在现代化背景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及如何再造农民的福利，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有待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展开。
乡村建设的展开
如果要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造农民福利的活动取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可以叫做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就是将乡村建设得适宜于农民居住，让乡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充当稳定与发展的力量。乡村建设，就是要将乡村建设的山川秀美，风景宜人，就是要将乡村建设的祥和安宁，幸福快乐，就是要将乡村建设经济发展，生活方便。
展开乡村建设可以分别从乡村建设的步骤、层面及乡村建设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
1.乡村建设的步骤
在未来的50年，要再造农民的福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可以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分以下步骤展开：
第一步，最近10年。最近10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10年，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10年保持目前增长的速度，中国的经济总是将超过日本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在世界经济格局乃至在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中的地位将大大提高。未来10年持续的经济增长还会为国家提供雄厚的财政能力。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甚多，其中农村是充当稳定的力量还是桃战性力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将具有决定性影响。一个稳定的可以持续提供廉价优质劳动力的农村，可以为中国做成“世界工厂”之梦提供最为强有力的基础。相反，一旦9亿农民不安于农村的生活，也不是有序地往返于乡村，没有谁有能力控制得住数以亿计的农民大军。
因此，乡村建设的第一步，是让农民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其中关键是农民愿意返回且可以返回得了乡村。要让农民返回得了乡村，首先要保证农村目前所有权模糊但使用权稳定的土地制度，保证农民可以在城市难以生活下去时回到农村耕作自己的土地。
其次，要让农民愿意回来耕种土地，必须减轻乃至取消农民农业方面附着在土地上的负担。当前沉重的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负担，使农村土地无人愿种，农民往往在欠下各种税费之后一走了之。一走了之的农民是不准备向乡村交纳负担了，乡村不可能再收取这个一走了之的农民的税费。但拖欠税费的帐记在那里，这个农民与乡村组织都清楚，一走了之的农民大不能再回来耕种自己的土地，除非他缴清拖欠很久了的加了滞纳金的数额很大的税费。
再次，必须为农民提供廉价高效的村级组织及其服务。而其前提是解决目前乡村的财政危机，尤其是债务危机。目前乡村财政状况极糟，村级债务普遍超过警戒线。面对天文数字的村级债务，乡村干部只能抱着混日子的态度，过一天算一天。农民也对化解村级债务失去了信心。尤其糟糕的是，目前一些地方自上而下为了化解村级债务，而借“四荒拍卖”的名义，将村庄未来可能用作发展的集体资源拍卖得一干二净。这种短视的无远见的行为正在严重窒息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和农村本来具有的弹性应对危机的空间。造成目前乡村财政危机的原因又是目前的乡村组织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在目前乡村组织体制下面，农村财政危机没有可能减轻。当前乡村组织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不是乡村干部人数过多的问题，也不是乡村组织制度（包括村民自治制度）没有落实的问题，而且目前的乡村组织制度根本就不适合农村的实际。再造乡村组织体制是极其紧迫的任务。
第四，必须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尤其是水、电、路等设施和社会治安、弱势群体的福利，天灾人祸的最低保障等。目前国家投资于农村公共设施的资金，中间环节截留甚多，且这种设施投资效率极低。典型如农业开发资金的使用。
在目前的农村政策中，一定要防止理想主义的情绪，以为放开户籍管理，鼓励农民进城就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问题，以为农民城市化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情绪带来的后果是不仅使农村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使城市问题会进一步严峻。这种办法主要的好处是因为进城农民增多，农民工相互竞争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不仅将农民工的报酬降低至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水平以下，农民家庭更加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且将城市工人的工资降低到他们的家庭无法在城市正当生活下去，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的优势，降低劳动者的谈判能力。
总结起来说，乡村建设的第一步是将农村稳定起来维持现状的策略，是一种保守疗法。这种保守疗法的最大好处是如果未来10年中国经济遇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而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那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还可以有序返回农村，从而降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的压力。危机的经济压力很容易转化为社会的乃至政治的压力，这时，一旦农民问题又参和进来，事情就更加麻烦。
不仅在未来10年，而且在未来50年，农民能否有序流动于城乡，对于中国应对危机，保持长远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毕竟是9亿农民的力量啊!
第二步，未来20－30年。这20年，中国经济结构将实现转型，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将大为增强，但农村人口仍将占全国一半以上的数量，农民仍然缺乏就业机会和大幅增加收入的机会，财政大规模支持乡村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将大大增加。
在未来20－30年中，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利用国家日渐增强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为农村居民高质量的福利提供财政支持。具体地说，未来20－30年乡村建设的重点，首先是利用国家财政支持，为农村提供较好的水电路设施，解决农村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对整个农村居民的居住格局，国家应作总体规划，对那些交通不便，公共设施投资花费巨大农村的居民，可以动员迁移，国家给予适当补偿。迁移出来的农民可以选择城镇居住，也可以选择适宜于国家投资公共设施的农村居住。迁出地封山育林。对于那些适宜于国家投资公共设施的地区，国家应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建立各个层次的城镇体系和农村居民点，以形成市场网络和方便生活。
其次是利用国家财政支持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划改造农村居住环境，绿化农村，规划村居，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个居民点，让这些居民点的生活环境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同时，为这些居民点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供水、电讯服务，运动场所和文娱场所。
再次，通过再造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如发展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为农村提供良好的合作机制和生活预期，让农民以长远预期取代短期行为，这个时期，可以充分发挥民主自治的作用，村干部的主要作用将不是作为国家经纪，而是作为村民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而发挥作用。村民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不仅为村庄合作提供途径，而且为村民的生活提供政治人的趣味。
第四，充分开展适合农民群众生活趣味和欣赏水平的文娱活动和制作艺术作品。以财政支持为诱导，让农民自编自演自我欣赏自己的生活剧，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和各种竞技性活动，组织农民乐队，化民成俗。这方面国家不仅应在财政上提供直接支持，而且应在全国倡导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来描写农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作品，组织和引导农民享受自己生活的情趣，品味自己生活的真谛，从而提高农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再造农民的福利。
第五，编写村志村史，建立村庄纪念性的场所如公共墓地，举办村庄节庆庆典，从而形成村本意识，为农民在变动的世界中寻根，让他们感到本体性的安全。村本意识或村庄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对于村庄的整个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村民行动的未来预期，有效限制村庄不良行为，而且可以从本体上让农民感到安全、心灵上找到安慰，从而减少他们的担忧与焦虑，提升他们的福利。
第六，在村庄全面推开全民教育活动。利用农民富余时间较多的特点，引导农民将富余时间用于学习新知识新文化。这种全民教育既是农民的一种娱乐，又可以为农村儿童提供廉价的知识，其结果，是农村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可以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质优价廉的劳动力。
第七，为农业生产中劳动强度较大的环节提供机械化服务，从而大大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
第八，动员城市居民尤其是退休居民到农村居住，享受农村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的好处，同时，利用城市居民的知识和技术优势，帮助农民在文化艺术、生活水平方面作些改进。
未来20－30年，将里乡村建设十分关键的20年，这20年要做的事情当然不止以上一些。有了乡村建设的第二步，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自然不很富裕，但他们享受到的生活乐趣和人生乐趣已经很多，他们的福利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经济收入水平的人们。
第三步，未来40－50年。无论未来40－50年中国发展的状况如何，有9亿或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享受着远高于他们实际收入水平的真实福利，这就不能不从文化和社会思潮方面对中国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展开这种影响似乎为时尚早。不过，可以大致作个推测：9亿或8亿农民低经济收入和高真实福利的生活，将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跨国公司通过广告与时尚制造出来的以消费物质来获得幸福的生活与消费模式，改变追求收入数量而不关心生活质量，以经济收入一维标准来判断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文化理念。重要的是，中国由农民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实践中进行着一种新生活的试验，这种新生活的试验将从根本上挑战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以与自然为敌，从消费不可再生资源和
破坏地球环境中获取人生的价值和幸福感。这种新生活的试验将有效地吸取东方文明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益，发场光大东方文明的大智慧，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持续发展。
2.乡村建设的层面
可以从不同层面讨论乡村建设。以下具体列举一些：
首先，可以从经济层面来讨论乡村建设。经济层面的核心是改善农民的物质福利，让农民有更多就业机会，更多从农业中获取收益的可能，农民住的更为舒适，吃的更讲营养，穿的衣服更贵，家庭耐用消费品更多，生产生活所需公共设施较为齐全，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有一定保障等等。
尽管我们认为，农民在未来50年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得到的就业机会不足，可以大幅提高经济收入水平的可能性较少，但这并不就是说农民在物质福利方面不可以得到提高。提高农民物质福利（当然也就是经济福利）的办法一是农民逐步积累虽然不多但仍然有的来自农业和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这些收入在维持温饱以外，多少有些节余。并且随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虽然可能下降，绝对收入水平还是会慢慢有所提高的。在乡村建设的背景下面，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年轻的时候到城市闯世界，在外务工经商获得收入，他们中运气比较好的人获得了超过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的高收入，这些运气好的年轻人可以在城市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但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而不能在城市结婚生子，也不能成家立业。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但他们在农村结婚生子，由在家务农的父母养育子女，他们将从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用于农村家庭生活，农村家庭生活比较便宜，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不能使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在城市生活，却可能将农村的家庭建设得比较漂亮。他们年龄大了，子女也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回到农村家中生活，他们的子女再来城市务工经商，一波又一波，年轻的农民在城市闯生活，却将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置于农村。那些可以在城市成家立业的运气很好的年轻农民也会年老，他们年老之后，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城市，他们的子女运气好找到了新的高收入的职业。他们也可以返回以前住的农村，因为现在的农村经过乡村建设，环境宜人，空气清新，生活中富有精神的乐趣。即使是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受到了生活乐趣的感染，而陆陆续续搬到乡下居住。
提高农民物质福利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国家财政越来越多的转移支付，在城乡统一规划，在村居环境建设，在农村生产生活必要公共设施提供，在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获得支持。国家通过税收将那些因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激烈竞争而大大下降的企业生产成本中的工资成本部分收回一些，逐步转移到乡村建设事业之中。乡村建设事业又为降低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提供大量优质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巨大可能。
提高农民物质福利的第三个办法是增加农民的合作意识，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通过生产生活互助合作，来提高他们单家独户提供不了或提供起来不经济的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农民的合作还可以增加他们生产生活本身的乐趣，从而使他们可能将富余的闲暇时间用于生产性的活动，从而增进农民的经济福利。例如，当前农民最多的东西恐怕就是闲暇时间，农民消耗这些闲暇时间感到无聊而普遍打麻将。如果将农民打麻将的一部分时间动员起来，合作植树造林，或相互帮工建造住宅，将为农民提供巨大的经济上的福利。这方面若可以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结合起来，通过以工代赈和补贴合作事业来推进农民的生产性合作，将为农民物质福利的增进提供极大的空间。
从经济层面来开展乡村建设，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范围也相当广泛。这方面的工作尚需深入进行。
其次，可以从社会的层面来讨论乡村建设。社会层面的核心是通过社会性的活动，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合作的基础，为农民闲暇时间的花费提高质量，为村庄文化提供社会性的内容。社会层面的乡村建设较之经济层面的乡村建设有一大好处是具有相当大的扩展空间，这个层面的乡村建设既可以为农民提供物质性的福利，又可以为农民提供文化性的福利，还可以因为农民人际关系改善，社会活动增加，提高农民消耗闲暇时间的质量，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程度。
社会层面讨论乡村建设，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一是改善农民组织的形式与方式，寻求最能够增进农民之间友谊，增加农民与乡村组织互动能力的组织形式，诸如老人协会，各种趣缘、业缘团体都可以建立起来。这些组织一方面有自己的各种活动，一方面这些组织活动产生功能外溢，造成社会福利的改进。二是举办形式多样的社会性活动，包括文娱体育活动和经济性的合作。这些活动可能在形式上与指向上是文化的或经济性的，但其结果是农民之间的关系得以改
进，农民重新回到村庄群体中来，他们从活动中体会人生价值，获得生活真味。举例来说，通过举办文体竞赛，可以为优胜者提供荣耀资本。通过不同村庄或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性竞争游戏，比如龙船赛或舞狮比赛，不仅可以为优胜群体带来荣誉和美好的感觉，而且有效地提高了竞赛双方内部的组织能力和相互协作能力，就是提高了农民的一致行动能力，这种一致行动能力的提高很快就会在其他的活动和互助中表现出来。这种对抗性的竞争游戏本身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仅为参加竞争的群体成员带来了高质量的娱乐生活，而且为村庄提供了真正是自己生活中的一台大戏，这台大戏不断被村民在不同场合提起，并被村志记载下来，不亦快哉！而不同层面的但由农民自己组织参与的诸多社会性竞技活动，使农民从温饱生活中很早地就进入到精神享乐和社会福利中，这些农民关注自己所属的竞技队在比赛中获得名次，在比赛中与其他队结成的友谊，有时也有矛盾。这种竞技性的或文娱性的活动，可以安排很多，因为这些活动花费不多，而农民的闲暇时间很多。可以举办的社会性活动内容很多，还比如建立管弦乐队，公共办理红白喜事等。
三是倡导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传统美德。通过社会性的交往，让年老体弱的老人可以得到年轻子女的善待，让年幼不懂事的子女可以得到父母祖父母的慈爱。
社会层面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通过大量社会性的活动，提高了农民闲暇生活的质量，使他们的闲暇时间变得有价，个人生活变得充实，整体生活变得和谐，生活本身的意义丰富起来，从而获得物质福利之外的大量福利。
再次，可以从文化层面来讨论乡村建设。文化层面讨论乡村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乡村建设的关键。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讨论文化层面的乡村建设，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可以对应两种对未来世界发展大势的不同预期，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层面的乡村建设之间并无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第一个层次的文化层面的乡村建设对应对当前欧风美雨的乐观预期。这个层面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在当前农民经济收入不能大幅提高的背景下，通过文化建设来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之意义系统，并为农民设计尝试适合当前农民生产生活现状的生活方式。但最终，随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农村人口逐步减少，这些只是适宜于农民目前生产生活状况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意义系统随之抛弃，农民也成为
享受欧风美雨的现代人。第二个层面的乡村建设对应对当前欧美消费文化观的悲观预期，以为当前以美国人生活方式为代表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系统没有可能维系下去，这种与自然为敌的生活方式，不仅破坏着自然界不可再生的资源和污染着有限的地球空间，而且必然破坏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对人类文明本身的破坏。相反，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教益是真正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可以持续存在下去的基本前提。而9亿或8亿农民主要不是依靠物质福利的改进而是依托文化和社会层面福利的提高，来提高生活质量的实践，将为整个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可能的全新选择。为9亿或8亿农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服务的乡村建设运动，将不仅改变中国人的福利评价系统，而且会对西方文明产生示范作用，从而为人类在消费文明不能持续时，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
无论以上那个层次的文化层面的乡村建设都可以包容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通过村庄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村庄生活的长远预期，形成对村庄价值本身的重视，从而为农民在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找到本体性的价值安全感。村庄是农民的家，也是农民祖祖辈辈的根。让农民生活在这个有根的世界里。这方面具体可做的工作很多，比如编写村志村史，举办村庄节庆，共同祭奠祖先，甚至建立村庙，重树村神等，都值得一试。
二是通过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让他们对自己目前生产生活现状感到满意的生活方式和意义系统。为农民提供不仅让农民喜爱，而且可以引导农民建立高品味生活的大众文化，尊重农民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同时，支持农民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幸福感，支持农民的文化艺术活动，让这些活动为农民带来非经济的福利。国家要通过财政支持，抵消市场经济将农民置于边缘地位和无价值感的负面作用，通过文化建设来补偿农民经济相对收入越来越低的困境。
三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来丰富农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总之，在目前的乡村建设中，如何克服目前庸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为中国发展的拙劣支召的负面影响，重建中国农民自己的生活，对于农民在未来50年在现代化中的态度，将有决定性影响。同时，9亿或8亿农民的新生活方式若可以真正建设出来，则这种新生活方式将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消费型的纯物质的福利观。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智慧都有发扬光大的空间。这样的新生活方式可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而且是世界人民的福。
3.乡村建设的研究
乡村建设不只是农民和国家的事情，而且是知识分子的事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因为时局混乱而没有取得重大成果，但知识分子关心民族兴亡，关注农民疾苦和农村命运的行动却十分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
知识分子介入到乡村建设中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对农村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乡村建设的深入研究；第二个重要行动是创造适合农民需要的文艺作品；第三个重要行动是科技下乡和技术下乡。以下仅就乡村建设研究的展开作些讨论。
乡村建设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广的领域，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环境乃至医疗卫生、水利工程，村镇规划等等都是乡村建设需要研究的对象。具体地，乡村建设研究领域可以大致展开如下：
一是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出路，以确定中国乡村在未来发展中的处境，农民福利在未来发展中可能获得的状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对中国现代化本身的清晰定位，不能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状况，就不能真正定位乡村建设的步骤与活动。
二是研究再造农民福利的可能。而首先是从经济上判断农民这个庞大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和他们行动的方向。同时要在文化上为农民设计适合他们目前生产生活状况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要提供不同的相互竞争的乡村建设方案，在理论上进行细致讨论，并可以在实践中作些试验。当然，首先是理解当前农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处境。
三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以乡村治理为题展开研究。其核心是乡村组织制度的运作与农民一致行动能力状况的关系。扩展开来则内容庞杂，诸如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政策法律下乡问题，农村宗族和村庄精英问题，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对象。如何真正理解当前乡村组织及农民的行动逻辑，理解政策法律是如何下到乡村与乡村接触并产生变异的，不同乡村会产生如何不同的变异等等。当前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往往以想象的农村来制定政策，其结果，我们“好”的政策和法律总在乡村处于尴尬地位。是乡村错了，还是我们提供政策法律理论的知识分子与政策部门的官员错了？
四是在一些技术性的方面展开研究，尤其是将工程性的技术与人文研究结合起来，为建设适宜于农民目前生产生活状况又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福利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村庄规划、组织体制以及文娱形式。此方面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乡村建设需要大量专家性的工程师和设计者。
以上四个方面的乡村建设研究，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是宏观研究，实际上是为乡村建设定位的研究。这个层面的研究需要对未来出现的各种可能有充分考虑。
后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微观研究。微观研究更加需要有各种不同方案和创意相互竞争，最终找出最佳的乡村建设方案，找出既有利于农民现在，又有利于农民将来的福利增进方案。这些方面不仅需要有理论研究，而且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到农村作乡村建设的试验。可以是单项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可以是雄心勃勃的整体的乡村建设的实验。
目前的中国农村与20 世纪30年代的农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农村在衰败，农民的相对福利减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四起，但目前的中国农村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为今天的农村问题是在温饱已经解决前提下的农村问题，是在农民可以占有养家糊口土地基础上的农民问题，是工业化已经完成，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工商业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农村问题，是国家内政稳定，国力比较强盛背景下的农村问题。这样的农村问题，正是知识分子可以贡献智慧发挥作用的农村问题，正是乡村建设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知识分子都来关心乡村建设，让学者都来参与乡村建设的伟大事业吧！
初稿写于2003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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