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

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

田毅鹏

　　19世纪下半叶,在富于侵略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严竣挑战面前,中日等东方国家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学习西方,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折过渡的进程中,日本摆脱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走上了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严重受挫。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国际背景下,两国的现代化命运何以如此不同?从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东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痛切地比较分析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成败因由开始直到今天,百年来海内外华人学者对此课题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一、三次研究高潮

从18年戊戌政变发生,到20世纪末叶改革开放大潮的勃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艰难坎坷的发展历程,百年来,海内外华人学者先后掀起了三次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高潮。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研究高潮

甲午战争前,在一般中国朝野官僚士大夫的眼里,日本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东夷小国”。虽然明治维新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发生,使清朝的某些封疆大吏产生了一定的警觉,但就总体而言,朝野上下以“天朝”自居,对日本这个“蕞尔岛夷”仍是非常蔑视的。这种建立在传统华夷观念基础上的虚幻的优越意识很快就随着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而被击得粉碎。在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所造成的空前民族屈辱感的刺激下,维新变法运动勃然而兴。维新志士以日本为师,试图采用日本明治维新模式来完成救亡图存的政治宏愿。一时间,士大夫言变法必谈日本,中国社会上荡起了一股强劲的日本研究热潮。其代表性论著有康有为编著的《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记》,梁启超的《记东侠》,唐才常的《日本安政以来大事述略》,康同薇的《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日本通”黄遵宪早在1887年就定稿的《日本国志》,也是在15年正式出版刊行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研究日本问题的著述虽然尚

①

未正面展开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但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下,作者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种种举措大加褒扬,而对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中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比较鉴借意识。

①康有为《日本变政考》:。

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1031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直

接领导者,梁启超撰写了《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党论中国政变书》,在文中将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相对比,认为二者的结局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变法比起30年前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有三个方面的不利条件:其一,日本明治天皇有号召力,又有萨摩等强藩为后盾,而光绪帝实际上是个无权的皇帝;其二,日本天皇居京都,幕府将军居江户,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使倒幕志士得以出入宫禁与天皇从容布置,而光绪帝与西后“同处一宫,声息相闻”,即使起兵勤王,

①也难保全;其三,戊戌变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其“情形之险,百倍日本”。应该说,梁氏的上

述比较分析虽然只触及到中日两国维新失败的一些具体原因,但却标志着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开始。

到了20世纪初,因留日运动的高涨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中国社会各界人士迫切需要了解日本成功的秘诀,这推动着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当时国人有关中日现代化比较的观点和看法,主要体现在一些赴日考察日记中。据统计,仅在20世纪初这类日记就达47种之多,其中不乏对中日现代化成败得失原因的探讨。他们认为,在政治方面,日本仿行宪

政,急起直追,不遗余力;我国则长虑却顾,每不肯放手为之,所以变法同而效否,判若天渊也。在经济上,日本提倡“殖产兴业”“,富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以是知其官智之程度高矣”。而清则相反,对待民间工商业“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

②之人,有抵拒挠乱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主张清像日本明治那样,果断地实

现制度变革,采取开明的实业,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高潮

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开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中国进步知识界在投身抗日救亡浪潮的同时,也积极地从学术研究角度反省19世纪中叶以来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深入探讨“中日两国,同在东方,其开港通商,由于威逼而成,何一跃为强

③

(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国,而一贫弱如故?”主要代表性著作有:郭真的《中日经济关系论》(上海引擎出版社1937年版)、版)、李凡夫的《中国与日本》郑学稼的《日本明治维新史纲》上篇

(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何兹全的《日本维新史》上篇(重庆出版社1942年版)、缪凤林(南学钟山书局1933年版)、(天津大公报社的《日本论丛》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

(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出版部1933年版)、国民外交丛书《近代中日关系略史》吴敬恒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1931年版)、《中日外交史》张仲平的《中日关系主要实力图表》

(重庆文苑1938年版)等。郑学稼的《中国与日本》

从总体上看,此时期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热点主要表现在中日外交史和国民性比较研究两个方面。其中前者以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为代表作。王芸生是《大公报》记者“,九一八”事变后,痛感亡国危局,乃潜心搜集中日外交史料,陆续刊登在《大公报》上,后汇

①梁启超《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党论中国政变书》:《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洲国光社1953年版,第601—608

页。

②张謇《张季子九录》:卷十六,中华书局1931年版。③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68页。

104世　界　历　史2001年第3期　辑成书。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搜集了大量的中日外交史资料,更在于从外交史角度,用对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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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探讨了近世以来“华夏衰微,日本崛起”的原由。而后者则以缪凤林编著的《中日民族论》为代表作,该书试图通过中日民族性的比较,来反省中日早期现代化的成败教训,虽然研究方法比较简单,但却体现了其深沉的爱国主义思考。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高潮如果说前两次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热潮,是以政治家、思想家、新闻记者和部分学者为主力的话,那么,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比较研究浪潮则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中坚,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宽,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在20余年的时间里,出版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主要有: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

(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示录》汪向荣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罗福惠的《国情、民情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版)、张旅平的《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汪秀平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承仁等著的《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本的现代化》尚会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年版)、严立贤的《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除此而外,学术界还译介了一大批欧美及日本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撰写的关于中日现代化研究的论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主要有:井上清的《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

(近代史研究》的明治维新》《1985年第1期)、富永健一的《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

(社会学研究》(日本学》化》《1988年第2期)、利维的《中日现代化诸因素的比较研究》《第5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辑)、怀特的《为什么中国未能走上日本式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代表性学术著作主要有:南亮进著、景文学等译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日本的比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北京较》依田熹家著、卞立强译的《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

(商务印书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另外,美国学者布莱克主编的《日本与的现代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两书虽然1984年版)和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

不是以中日现代化比较为主题,但在全书中却始终以中国、日本和的现代化互为参照系进

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看法。所有这些学术论著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见,深化了人们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和认识,将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七个研究问题

百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着中日现代化的起点、社会精英与现代化、社会结构与现代化问题

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颇具学术思辨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中日现代化的起点

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第1卷,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1932年版,第1页。

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105从历史上看,东方“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往往都是“自上而下”发生的,目的性极强,具有明显的历史起点,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大抵上是同步的,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①;另一种观点认为,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不是同步的,其具体进程都是由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不同的改革或运动有机地并按顺序构成的。所谓低层次的改革,就是在生产技术、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而高层次的改革则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其核心是改革派或派参与以至掌握国家政权。以此标准来衡量就会发现,在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早在1840年的长州、萨摩等藩的天保改革中,即已开始了低层次的改革。而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则较为滞后,直至60年代清才被迫允许实行洋务新政。中国比日本的现代化,起步就晚了20多年之久②。中日两国现代化起点“非同步论”的价值在于,它试图从比较分析中发现中日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描绘出两国现代化的特殊运行轨迹,告诉人们中日两国早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就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实际上是两国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回应能力的集中体现。很显然,正是这种差别,决定了中国在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阶段便已落在日本的后面。(二)社会精英与现代化在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得其社会中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历史上,较早意识到上述问题的是梁启超,他在1901年12月,即李鸿章死后的第50天,写了《李鸿章》一书,把李鸿章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相比

较,认为在“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李鸿章要胜伊藤一筹,但在政治见识上李却难望伊藤之项

③背,而且“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百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指出在日

本存在着一个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精英集团”,而在中国却只有极少数的“个体”存在,试图通过比较两国精英人物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作用来透视两国现代化的成败。

近年来,一些学者主要从最高政治权力决策者、和地方、民间现代化推进者三个层面,对精英人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比较研究。首先,在最高政治权力决策者层面,19世纪下半叶,中国实际的最高政治决策者是慈禧太后,她虽然“具有统御和笼络群臣的绝大天才,但却没有推动中国走近代化的任何意识”。而日本早期现代化的“真正的领导中心实际是环绕明治天皇掌权的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长州、萨摩两藩的武士,这个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却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意愿,再加上得到明治天皇在关键问题上的坚

④定支持,其推动维新的措施,更为有力”。其次,在和地方层面。在日本现代化进程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多是从旧中分化出来的“型”政治精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导致日本落后的那个旧持一种明智的批判态度,并利用自己手中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

①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②丁日初、杜恂诚《:19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浅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③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2年版。④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思与言》,第5卷。

106世　界　历　史2001年第3期　种变革。而中国的洋务派却固守着旧,这就直接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缺少“型”推进者,活跃在历史前台的都是些“知识型”现代化推进者。“型”和“知识型”现代化推进者的显著区别在于“,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技术家和军事家。新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改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革了政体”。相反“,戊戌变法103天,奏论无数本,上谕无数条,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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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更糟的是,这些条令几乎没有一条能切实贯彻下去”。

再次,在民间现代化推进者层面。学术界普遍认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化民间推进力量的代表是绅士阶层,而在日本则首推由武士和大商人、高利贷者转化而来的近代实业家阶层。马敏以中国“士商”的代表张謇与日本“士商”代表涩泽荣一相比较,认为两人在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上非常接近,都是以儒家伦理为内核,辅之以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以两人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各自构成本国传统社会力量向近代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介桥梁。但中日两国的“士商”却有着极不相同的历史命运,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士商伴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顺畅地实现了自身向新型工商企业家的转变,成为在民间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中国士商自身转化过程则步履蹒跚,始终与官场有着夹杂不清的血缘联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分离过程迟迟难以完成②。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比较分析社会精英与中日两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其价值在于发现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者”和“承载者”的情况,并对其活动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估,以对两国现代化不同的历史命运进行深层次的阐释和解说。

(三)中日社会结构与现代化

从历史上看,前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和进一步整合的过程。在这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过渡中,中日两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社会转型具有何种特殊性?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日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两国现代化不同命运的“最深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

首先,从静态角度分析透视两国的社会结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日两国的封建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制,而日本则兼具西欧和亚细亚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某些特征,近似于西欧的领主制。“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从中国的官僚地主中不容易分化出同封建制度的利益相背离的社会力量,而日本却比较早

③地产生了这种能够迅速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变化的社会力量。”在政治结构方面,中日两国分

别采取封建集权制与幕藩封建制两种不同的政体。在集权下,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极为严密,它不仅运动国家力量残酷压榨小农,还实行抑商,商品生产,扼杀近代革新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而在日本幕藩下,各藩在政治上是半的,其革新力量可以通过参与藩政,掌握实权,为革新派开辟维新变法的基地。近年来很多学者还注意从“家文化”角度探讨两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异同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家”以父权为中心,重血缘关系。而日本的“家”则带有母权制色彩,血缘关系相对淡化;中国的家产继承实行成年男子

①吴廷嘉《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

②马敏《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③丁日初、杜恂诚《:19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浅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107财产均分制,而日本一般实行长子继承制,故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缘的社会集团,这一传统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组织资源和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心,使其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一体化感觉,全国从上到下全体动员之快,确实是天下无双的。而中国传统社会集团是宗族,宗族集团与现代社会集团的“亲和力”较差,难以转变为现代社会组织;个人在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遇到较大的文化心理上的困难①。

其次,从动态角度审视两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会发现日本是通过“王政复古”,幕府和平还政于天皇的“柔性瓦解”方式,结束德川幕府的政治生命,建立维新政权的。这使得明治获得了有效的内部调整时间,没有造成日本社会进步因素积累过程的中断,也缓和了新旧势力的冲突。而中国在政治权力结构转换过程中则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日本的现代化远比中国成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政治和社会中心没有崩溃②。(四)中日早期工业化的比较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现代化,而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现代化。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着中日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层次的比较研究。其一,中日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产生的基础不同。严立贤认为,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都属于“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但两国在“自下而上”的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表现在“日本自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封建租税的降低,产生了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为基础的农村工业,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发展,为明治维新以后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准备了一定的资金条件和国内市场。而中

③国则缺乏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国内市场和资金都很缺乏”。

其二,早期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移植内容的差异。从表面上看,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都是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拉开序幕的,但事实上两国早期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日本“殖产兴业”的指导思想是,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为榜样,运用国家政权力量移植、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兴办近代企业,以谋求国家富强。而清并没有从全局出发的国家工业化的总体指导思想,有的只是为着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正因为中日两国兴办近代工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不同,因而在移植西洋工业文明的内容方面有很大差异。表现在日本不仅移植了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同时也引进了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制度等近代经济制度,为日本早期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和组织制度保证。而清在甲午战争前兴办的近代工业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使得中国早期工业化缺乏相应的近代经济制度的支持,受制于传统旧制度的束缚,很难获得真正的发展。中日两国早期工业化很快拉开距离,也是情理中事④。

(五)儒家思想与中日现代化的关系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儒家思想溶入两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两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行程中,儒家思想是助力还是阻力,这是探讨

①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②徐平《近代日本的历史性抉择》:《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

③严立贤《中国与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④王承仁《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9页。

108世　界　历　史2001年第3期　中日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其一,关于中国“原生儒学”和日本“变异儒学”涵义的辨析。作为儒学的故乡,中国的传统儒学属于“原生型儒学”,而日本的儒学则是输自中华的舶来品,是变异的儒家思想。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儒学体系以“仁”为核心,而日本儒学却把“忠”提到了最高层次。中国的“忠”要以仁义为前提,日本的“忠”却不具备这种理性主义因素;中国的儒学与科举制、官僚制度结为一体,使传统儒学制度化,而日本则没有采用科举制,没有形成儒学与官僚制度一体化的。其二,关于儒学在中日现代化进程中具体作用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摆脱了对儒学的简单化否定倾向,转而认为儒学对两国现代化具有推动与阻滞的双重作用,指出儒学体系与其价值取向显然是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不能应付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性挑战。因此,两国社会内部能否产生背离、批判儒学的思潮就成为现代化启动的重要因素。有的学者经过比较研究发现,从18世纪起,随着日本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学的传入,在日本兴起了批判朱子学的浪潮,这一浪潮实际上是“儒学为适应日本的社会变动和刚刚传入的异质西方文化所作的①自我调适,是儒学的内发的近代性因素”。而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折时刻,则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摆脱儒学的趋向。(六)中日摄取西方文化与现代化近代以来,当西欧诸国步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之际,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还停留在封建时代,这样东方国家已失去向现代工业社会自然过渡的机会,惟一的选择是吸收西方文化,实现现代化。因此,能否顺畅地摄取西方文化,就成为中日两国现代化启动的关键。

第一,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纵向发展轨迹看,日本大体经历了“南蛮学时期(13—(1639—(1861年以后)1639年)“;锁国时期”1720年)“;兰学时期(1720—1861年)“;洋学时期”

四个时期,层层推进,体现出独特的连续性。而同时期的中国只是在明朝后期和晚清时期出现了两次摄取西方文化的高潮,而夹在这两次高潮之间的时期却基本上处于低谷状态,表现出严重的“中断性”。相比之下,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的西学水平远在中国统治者和士大夫之上,对两国的早期现代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②。第二,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属于“部分摄取型”,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的“中体西用”、日本的“和魂洋才”两个口号中。比较观之,在坚持本国固有传统,学习西方文化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但两个口号也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洋务派所说的“中体”指的是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混合物,而日本的“和魂”则是日本的民族之魂,前者强调的是封建性,后者强调的是“民族性”。在推进两国现代化问题上,两个口号虽然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相比之下“,和魂洋才”比“中体西用”的作用更值得肯定③。(七)国际环境与现代化

中日两国现代化发生在工业、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国际环境成为制约其成败的关键因素。18年10月,戊戌政变后脱险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就曾对比了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

①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②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③王承仁《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87页。

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109的国际条件,认为国际环境是决定两国现代化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学界继续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主要观点有:第一,认为两国国际地位不同“中国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的国土、贫乏的资源的小国,地位不那么重要”。第二,认为两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外来侵略压力和机遇不同。“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夜,英国正忙于太平天国,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而法国则处于普法战争前夕,这一切都给明治维新以极好的机遇”;而戊戌时期“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瓜分中国和武力干涉甚嚣尘上,中国维新派所遇

①

到的国际阻力更增大了”。而在战后初期,中国在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结束后,虽然转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建设时期,但面对冷战背景下帝国主义的封锁,难以赢得一个有利于现代化的国际环境;而日本作为战败国和被占领国,却利用“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微小的代价换取了巨大的“恩惠”。

三、特点、趋向、评价回首百年来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和趋向:

(一)比较研究的主题不断更新,始终带有强烈的时代感。如果说戊戌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是以“政治现代化比较”为主题的话,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王芸生为代表的“第二次比较研究热潮”则是以“外交史”为切入点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勃兴的“第三次研究热潮”则是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比较研究为主题。上述各时期研究主题的变更,实际上是近百年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反映,体现了百年来中国“学术救亡”、振兴中华的历史特点。

(二)比较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从时间上看,学术界不仅重视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而且还开辟了“前现代化比较研究”,研究时段不断延伸。从内容看,既有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研究,又有以事件和人物为内容的微观研究。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除遵循比较研究的一般规则之外,还注意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社会结构、政治变迁、工业化、民族性、国际环境等视角,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异同,并从中概括出深刻的历史启示。

(三)研究队伍走向“国际化”。除了中日两国学者致力于这一课题研究外,一些欧美学者也撰著了一大批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学术论著,其中一些代表作已被中国学者译为中文出版,大大地推进了此课题研究的深化,使之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对人们理解认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百年来的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憾和偏差,主要表现在:

其一,有些研究者忽视比较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可比性原则,将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共同基础或联系的事件放在一起比较。如很多研究者经常把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事实上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属低层次的改革,而明治维新则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层次现代化运动。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事件

①吴廷嘉《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

110世　界　历　史2001年第3期　放在一起比较,实际上违背了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原则。

其二,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帮助研究者克服学术研究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打破僵化、教条,开阔视野,但有些研究者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却孤立片面地强调某一种因素而不计其它,陷入了片面性的泥潭。如近年来一些学者以西欧社会为参照系,注意发现认识日本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某些近似西方封建的特征,并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不具有上述特征,指出正是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沉沦。应该说,上述认识在阐释、解说中日早期现代化不同历史命运问题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将上述认识绝对化则是片面的、不可取的,因为任何一种优越的社会结构都不是抽象的,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现实历史场景之中才有意义。从历史上看,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中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之所以能高效能地发挥作用,与国际环境等外部条件是密切相联的。只有将日本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对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做出合乎情理的解说。其三,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虽然是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关注的研究课题,但长期以来各学科间却联系甚少,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向美国学者学习。1975年美国纽约自由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和的现代化》一书,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8位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者通力合作的产物,虽然书中的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本文作者田毅鹏,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段启增)

・书讯・

《欧洲五百年史》已经面世

(由高等教由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觉非教授主编的《欧洲五百年史》

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已经与读者见面了。本书共77万字,分为5编31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

研究欧洲近现代史的具有专著价值的教科书,叙述了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末大约500年间的欧洲历史。力求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来展现崛起的欧洲的经济、政治、思想、宗教和科技文化等层面的历史变迁,为正在起步的中欧合作研究和欧洲地区史研究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借鉴,填补了我国欧洲史研究和欧洲史著作出版的空白。

(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