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复习资料
里,一张张对折起来,使之版心向内,单口向外积累下去。再用一张整纸,顺着折缝的一边,从封面包到封底,并将每页折缝逐一粘贴在包纸上,然后再封面、封底贴上硬纸板,就成了一册书。由于它翻阅时中间粘着两边各半页,如蝶翅般展开而得名。蝴蝶装盛行于宋代,是卷轴装的发展,优点是使书口不外露,免受损伤;缺点是读完一页后,须连翻两页才能读到下文,且版心折缝处容易脱落。
2. 类书:分类辑录古书中资料以供查检、征引之书。大致可分为综合型和专科型两种。综
合型的兼收各类资料,是类书的主流。三国魏文帝曹丕命刘劭等编的《皇览》是最早的一部,以后历代王朝大都继承这种做法。著名的如:梁代《华林遍略》、北魏《修文殿御览》、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等。专科型的大抵只收某种资料,如宋代《册府元龟》专收历代君臣故典轶事,《太平广记》专收传奇故事、野史笔记等。
类书的编制体例以分类为主,也有按韵或其他方法编排的。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是《永乐大典》,现仅存残卷;现存最大的类书是《古今图书集成》,记1万卷,有1.6亿字。 类书说征引的古籍数量很多,版本较早,原书现多散佚,零片碎句借此得以保存,故类书又可供辑佚校勘之用。
3. 善本:一般指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方面均比一般本子精善的图书。
过去常指精加校勘、错误较少之本,后来其标准和范围有所发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举了四条:①旧刻:指宋元明遗刊,日远日鲜者;②精本:指刻印精良者;③旧抄:指昔人手写、笔黑精妙者;④旧校:指校雠精审者。以第四条最重要。 现在善本书的范围,除大部分宋元明刻本外,也包括清代早期精写刻本,传世罕见本(包括太平天国所刻印的),名人学者题跋、批注本以及辛亥革命前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稿本或流传极少的刻、抄本。
4. 校勘四法:校勘术语。今人陈垣著《校勘学释例》第六卷校例中所讲的四种校勘方法,
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已被公认为校勘的正规方法。
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这种方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
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对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之前,最宜使用。
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说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理校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而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5. 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所发现的四种重要文献资料及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
1) 殷墟甲骨:1899年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上刻画的古代文字并有意加以购藏。后来
刘鹗拓印了一部分甲骨文字,题名《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继《铁云藏龟》后,罗振玉、王国维根据甲骨文字,上证殷代史实,替近几十年来的史学界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代表作有《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后编》和《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 从1928年至1955年,中央研究院正式组织人力,对殷墟采取了科学的有计划的发掘,获得了大批甲骨文,先后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殷墟文字缀合》等资料。 2) 银雀山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1972年4月出土竹简4900多枚,多用隶书书写,
其中绝大部分是兵书,如《孙子十三篇》《六韬》《尉缭子》等,特别可贵的是发现了失传已1700余年的《孙膑兵法》,此外,还有《汉元光元年历谱》等佚书,及《管子》《晏子》《墨子》残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发现,解决了这两部书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孙膑兵法》蕴含的史料十分丰富,其中有的记载可以订正《史记》的谬误。《六韬》和《尉缭子》残简同时出土,证明这两部书在西汉前期就已经广为流传,绝非后人伪作。《汉元光元年历谱》是现在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它所记载的晦朔干支以及其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校正《资治通鉴目录》《历代长术辑要》《二十二史朔闰表》等的差误。 3) 马王堆汉墓帛书:马王堆3号汉墓,1973年12月出土了20多种12万多字的帛书,
其中不少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这些帛书,所用的都是生丝,以平纹织成,条纹很细密、均匀,可以看出当时的是指技术已经很高,这种帛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绢。 帛书中的《老子》《周易》等书,和今本颇有出入的地方,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帛书《战国策》共二十七章,其中有11章见于今本《战国策》,但文字颇有异同,另外16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帛书中还有一种天文星占方面的佚书,无篇题,主要内容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占及五星行度,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出土的帛地图反映了西汉初期我国地图绘制方面的成就。 4) 敦煌文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土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总数约46000卷。
敦煌文书时代上起两晋,下迄北宋初年,以隋唐五代居多,以汉文为主,包括古藏文、回鹘文、古突厥文、梵文等。敦煌文书多为佛经,其余为经史子集等古籍、诗词歌赋等通俗作品,以及户籍、账簿、医卜、信札、牒状等文书,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资料。敦煌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民族交流、驿站交通、科技工程、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典章制度的珍贵原始资料。
6. 以某一朝代或你熟悉的问题为例,列举研究该朝代或问题的基本文献(5-6个),并对
这些文献略加介绍,说明文献价值及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1) 两《唐书》: 《旧唐书》:五代后晋刘昫、张昭远等撰,200卷,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五代时根据唐朝文献编撰,编纂比较真实客观,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缺点是编纂比较粗疏。 《新唐书》: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225卷,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新唐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 ,立宰相、方镇 、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4表 。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新唐书的缺点是受当时的一些思想影响,在对人物和事件评论方面,不如《旧唐书》正确公平真实,在一些叙述上也比较烦琐,不如旧唐书简明易懂。 新旧《唐书》是研究唐史最基本的史料。 2) 《资治通鉴》:
五代时篡修《旧唐书》以及北宋时篡修《旧五代史》、《新唐书》、《五代史记》所依据的史料如实录、国史、诏制敕册、史馆吏犊、野史杂记等在司马光纂修《通鉴》时还都存在,仍可供充分利用,因此通鉴的唐纪、五代诸纪和《唐书》、《五代史》有同等的史料价值,甚至比《新唐书》、《五代史记》的史料价值还高一些;因为司马光不像欧阳修、宋祁那样学《春秋》笔法对较原始的史料大删大减,而且由于此书篡修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后,又可用这些已经提炼加工过的纪传史作参考,所以此书对史料去取
精当。使用时应注意参考通鉴的考异和胡三省的注,同时要与新旧《唐书》互相参考。 3)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
从史料角度来看此书隋以上多采自正史和其他经、子古籍,没育特殊的史科价值。唐代部分则收集唐令格式及诏敕、奏疏以及重大纪事,那是比较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应和今存的《唐会要》、《册府元龟》唐代部分以及《唐六典》等同样重视使用。许多重要史料唯见于此书,如食货典中的仓储粮数、仓部格,刑典中的开元格等。有些记载与他处不同,如州那典中各道、州郡的户口数与《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地理志不同,节度辖军和兵马志与地理志亦不一致,这就为探讨唐代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线索。迎憾的是兵门只讲战例,未述兵制沿革,这对当时之用兵频繁自有需要,但在今天研究兵制特别研究唐代府兵等制者看来则不免失望。 4) 《唐会要》: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会要》专著。100卷,北宋王溥撰。专门记录有唐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制沿革,自“帝号”始,以“四夷”终,共分514事目,细琐史事不能定目者,则录于杂录.附于各条之后。此书与《通典》有许多相似之处,撰写《会要》和《通典》说取材多据唐令、诏敕奏议和其他纪事,不道《通典》是通代,《会耍》是断代。但《会要》所列类日多至百十四,又不设部门以为统属,未免过于琐碎,先后次序也不如《通典》之秩然成理,间附“苏氏议曰”云云,也但《通典》只纪到安史之乱前后,《会要》则一续再续纂成有唐一代典要,而且类目范围毕竟比《通典》广,大量不见于《通典》的史料可在此书上找见,急剧变化的中晚唐制度得据以考察,这是此书最可贵之处。
5) 《唐律疏议》三十卷 唐长孙无忌等监修
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被认为是中国法制史上之立法典范。可据此考知当时某些制度和社会情况。如唐代的等级制度,此书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者的不同法律地位,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可以议亲议贵、减刑赎罪,官户杂户、部曲奴婢则低人一等,律疏即明谓“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从律疏中还可以知道这些不同身分者的区别。《唐律疏议》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宝”。 《唐六典》、《唐令拾遗》、《大唐创业起居注》、《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对这些史料做了详细的分析,在研究唐史是可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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