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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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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年第11期(总第531期)商业经济SHANGYEJINGJINo.11,2020TotalNo.531“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文献综述

杨书雷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问题在于探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对外贸易研究商品的国际间流动,两者都是国际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愈发紧密,因此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按照研究范围界定、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的思路,系统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相关文献,并单独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该领域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最终本研究提出了该领域的创新点和未来展望,如聚焦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研究、采用企业或行业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等。[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一带一路;文献综述[中图分类号]F47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9-6043(2020)11-0078-03Abstract:Thekeytothetradeeffect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s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foreigntrade.Research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studiestheinternationalflowofproductionfactors,andthatonforeigntradestudiestheinternationalflowofgoods,bothofwhicharethecoreconceptsininternationaleconomics.Sincethe1980s,theinvestmentintermsoftheresearchscopedefinition,theoreticalresearchandempiricalresearch.Italsoanalyzesthecurrentresearchanalysis..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sotherelevantresearchhasgraduallyincreased.Therelationshipbetwee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foreigntradeininternationalinvestmentactivitieshasbecomeincreasinglyclose,paperanalyzestherelevantliteratureonthetradeeffectofforeigndirectsituationinthefieldundertheBeltandRoadInitiative.Finally,thispaperputsforwardtheinnovationpointsandfutureprospectsinthisfield,suchasfocusingonthepracticalresearchofemergingmarketcountries,usingmicrodataofenterprisesorindustriesforKeywords:foreigndirectinvestment,tradeeffect,theBeltandRoad,literaturereview一、研究范围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9)的定义,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的居民为了建立长期关系或持续收益权和控制权,而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进行的投资。该定义主要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所投资企业的控制权。

对外贸易(ForeignTrade),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同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即界定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问题。将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放在中国的情况下,根据宋勇超(2017)的观点,研究问题主要是,这两种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以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政策制定和企业实践的作用则是,在中国仍将处于全球加工制造业的中心,对外贸易连续保持高额顺差的情况下,能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方式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理论研究

(一)替代关系理论

最早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是Mundell(1957)。Mundell使用H-O-S模型考察了投资和贸易之间两种极资本流动和商品贸易,也就端的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

是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替代关系。

Mundell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但站在今人的视角上过看,存在以下问题:1.建立在比较极端的研究假设上,度理想化的研究环境使这一理论无法广泛用于解释实践现象,2.将产生替代关系的原因全部归结于两国间的贸易障碍,这显然忽视了直接投资的其他动机,并且无法解释投资和贸易同时增长的现实情况。

(二)互补关系理论

K.Koshima(1973)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能力在内的总体性转移。当投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向外投资时,接受投资国比较容易吸收这部分投资,从而使投资国可以集中力量进行

[作者简介]杨书雷(1996-),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直接投资。-78-

杨书雷:“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文献综述技术升级。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发达国家的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但难以适应近年来发展导致两国间的贸易增长,此时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K.Koshima的研究丰富了研究假设,对之后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借鉴作用。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在相对发达国家处于相对劣势的边际产业向外投资时,在进入欠发达国家时仍能处于优势地位,这对于在当前背景下解释部分产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三)不确定关系理论

Markusen(1983)认为,当贸易遇到障碍从而产生对外投资的情况下,投资主要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此时投资与贸易表现为替代关系。但当资本流动不是由于关税导致,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门而不是进口替代部门,此时资本流动将增强专业化生产程度,提升贸易规模,此时投资与贸易表现为互补关系。

Markusen的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试图通过考察更多种情况从而得出更加全面的研究结论,也指出了投资与贸易交织的条件基础,并对造成不同互补关系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们得出的不确定关系理论对于解释全球不同类型国家的情况更具普遍意义。

(四)理论观点的深入和完善

后续的研究者逐渐将重点转向了对理论观点的细化和完善上,开始更加关注东道主因素、投资动机等具体要

素的影响。Buckley(1976)提出内部化理论,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加强内部产品供应链的协调,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当企业通过内部化获得的收益大于企业外部化获得收益及内部化成本之和的时候,企业倾向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控制权的方法来进行跨国企业经营。

Bhagwati(1987)考虑了企业在面临东道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可能采取预期远期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提出了补偿贸易的概念。随后Bhagwati(1992)总结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补偿投资理论。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运用政治经济学解释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能够更加贴合实际地对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众多投资行为进行解释。

P.Neary(1995)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类型也不同,他按不同动机将投资行为划分为三类:市场导向型投资、生产导向型投资、贸易促进型投资。市场导向型投资可能造成贸易和投资的替代,而另两种行为则更可能造成互补效应。江小娟(1999)作为国内较早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改变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从而促进东道国的生产型进口。

综上,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发展由理想化假设逐渐放宽,由单一变量扩展到多种因素。不同研究假设前提下的结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比较显著。且大量研究距今时间较长,能够对过往

中国家活跃的投资活动和增长势头。

三、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

与理论研究的相对薄弱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更加完善,甚至Schmitz和Helmberger(1970)指出,该领域的研究本质上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早期的实证研究支持替代关系的结论较多,而近年来,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逐渐增多,大多数研究支持互补关系,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补和替代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讨论。

(一)中国对外投资研究的总体成果

张如庆(2005)选取了我国1982-2002年的ODI和进出口数据,发现投资和贸易具有单向作用关系,即贸易变化引发了投资变化,而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谢杰和刘任余(201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大。姜巍和傅玉玢(2014)将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同时引入到模型中,发现中国的对外投资对出口贸易在长期和短期上都具有促进效应,并且长期大于短期,而对进口贸易在长期上则存在替代效应。刘再起和范强强(2015)对比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存在正向促进效应,但小于外商投资的促进效应。

(二)基于国家和地区差异的相关研究

项本武(2009)是国内较早将不同投资目的国进行区分的研究。他发现高出口密集度的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更大的出口创造效应。柴庆春和胡添雨(2012)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投资动机进行区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林志帆(2016)对中国与155个国家的ODI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对发达国家投资轻微替代而对发展中国家轻微促进的结果。张春萍(2012)、王胜和田涛等(2014)、杨平丽和张建民(2016)等研究均通过对东道国因素的分析,得出了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性,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分别存在替代和互补效应。这些研究结论的意义在于,由于对不同经济体的投资动机不同,因此在研究整体情况的基础上,区分不同经济体的情况将会更有利于贸易效应的判断。

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选取了不同的区域进行了分别研究。例如郭惠君和孙玉琴(2016)研究了中国投资中亚国家的情况,刘再起和谢润德(2014)实证分析了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张华荣和赵青(2016)关注了内地直接投资香港产生的贸易效应。

(三)模型引入和变量创新

自从Tinbergen(1962)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研究领域,随后,Hejazi和Safarian(2001)将直接投资引入引力模型,开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相关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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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商业经济第2020年第11期传统引力模型的框架下,诸多学者进行了变量选取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好地适应研究需要。在因变量方面,边婧和张曙霄(2019)将进出口货物进一步分为三类,从货物技术含量高低探究进出口效应差异的来源。

林创伟、谭娜等人(2019)引入东道国的要素,如矿石出口占比等四个变量,以对应自然资源寻求型等四个投资动机。李兵和李柔(2017)关注互联网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引入了网络普及率指标,并使用交互项进行探究。以上变量的引入都对今后开展该领域研究提出了重要的借鉴。

在研究结论整体趋于完善的前提下,部分学者也积极通过模型创新,以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陈俊聪和黄繁华(2013)首次将技术进步纳入到贸易的分析框架内,通过加入OFDI*Tech交互项,探讨了投资促进的技术进步是否间接带来贸易规模的增长。杨平丽和张建民(2016)使用了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论证,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企业投资的动机进行了深度探讨。王煌和邵婧儿(2018)将贸易效应领域较少使用的GTAP一般均衡模型引入问题研究,相较于传统的引力模型,能更好挖掘贸易效应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林创伟、谭娜等人(2019)为检验异质性影响,引入了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得到不同分位点上OFDI对贸易的不同影响程度。以上模型的整体思路是,将其他领域较为成熟的分析工具运用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研究问题上,对研究动机、影响效果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等问题的刻画更加深入。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一)“一带一路”研究背景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型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向何处发展成为研究热点。自2015年中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作为“走出去”战略在新时代下的新体现,“一带一路”计划立刻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从各国学者的不同视角来看,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关注沿线国家的生产要素特点,从而更好地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推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投资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对外投资研究领域,第一个方向是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两国贸易、产业结构、技术增长等方面的影响。黄旭东和石蓉荣(2018)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确实起到了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李晓钟和徐慧娟(2018)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东道国的贸易结构产生了影响。

第二个主要研究方向是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征要素对投资的影响情况。Kolstad和Wiig(2009)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具有强烈的自然资源和资产寻求动机,倾向于将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完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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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道国作为目的地。王颖(2018)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邸玉娜和由林青(2018)将地理距离、语言障碍、是否为WTO成员等因素纳入到模型之中,发现以上因素同样会对直接投资产生作用。

第三个研究方向更加注重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投资导致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生产要素流动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体现:一是通过物质和人力资本等积累,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和资本利用率,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国际结算水平(林乐芬和王少楠,2015);二是通过技术溢出、知识转移等方式,提升跨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诸竹君等,2016);三是通过要素流动影响东道国制度变迁,潘春阳和卢德(2017)基于对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考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腐败控制程度和法律法治水平等进行了探讨。以上研究普遍关注到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特殊性,并根据沿线国家的生产要素进行分析。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一)开展适应新兴市场国家实际的理论研究原有成体系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距今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内,新型市场国家在全球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原有的基于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垄断优势等理论框架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由于新型市场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应当尽可能采用时效性更强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刻画当前贸易的真实情况。对于理论研究,应及时针对现实数据所指出的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和补充。

(二)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当前绝大多数研究使用引力模型的分析范式,主要意图揭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影响程度,结论一般停留在得出两者之间为互补还是替代关系的层次上。对于投资究竟如何影响贸易,这种贸易效应背后的内在机理和逻辑研究不够深入,各种动机之间的强弱关系不够清晰,这也是该领域研究大多停留在实证研究未能深入到理论探讨的重要瓶颈所在。

(三)注意模型变量的内生性和时间变化

在使用引力模型进行研究时,许多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同时引入模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着促进作用,将会带来较强的内生性。由于引力模型一般使用历史记录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忽视了时间变化的重要性,导致在这一框架下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似度比较高。针对这一问题,已经有学者通过引入GTAP一般均衡模型等进行解决,可以对动态变化进行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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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焦特定企业或行业实践经验

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一般是基于国家或者产业的二手数据进行的探讨,对特定企业或者行业的实践经验聚焦较少,一手数据比较缺乏。根据Buckley提出的内部化理论,企业会对内部化及外部化两种方式进行效果那么在评估。方案的选择主要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新形势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遵循了这一规律,需要通过调研具体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绩效情况来进行判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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