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化学教育的起源

论中国化学教育的起源

摘要 在一些化学教学论教材及化学教育史论著中提出中国化学教育起始于1865年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但该观点缺乏具体史料证据的支持。事实上，根据我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综合考察化学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可知，1871年京师同文馆开始的化学教育才是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

关键词 化学教育 江南制造局 同文馆

中国化学教育肇始于何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而是需要论证的的学术问题。作为化学工作者，特别是化学教师，应该对此有所认识。据初步调查，广大化学教师以及师范院校化学专业的学生对此问题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化学教学论教材。在目前的化学论教材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刘知新主编《化学教学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对于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该教材如此描述：“从19世纪中叶起，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相继设置化学课程。我国于1865年开始在学校设置化学课程，至今已经历了近140年。可以说，‘化学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以化学课程为中介的运作、发展，并在实践中发挥它的启智育人等功能，大体上也经历了近140年。”（以下简称“1865年说法”）［1］在该教材2009年的第四版中将上述的“140年”修改为“150年”。其他化学教学论教材在论及中国化学教育之肇始时大都转引上述教材的说法，如王后雄主编的《新理念化学教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克勤主编《化学教学论》（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然而，上述说法的考证过于粗略，缺乏开课情况的具体史料，故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为此，本文拟对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进行考证与分析，以期与广大同仁达成共识。

1 “1865年说法”的来源分析

根据刘知新《化学教学论（第三版）》的引证关系可知，教材上所引“我国于1865年开始在学校设置化学课程”来自《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七章“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作者是陈光旭。文中谈到：“清在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兴办学堂，设立机器船政等局，以培养外文及科技人才。1865年于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堂，教授有关制造方面的科学知识。化学就是当时教授的内容之一。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化学教育最早开始于1865年。”［2］根据陈光旭的引证关系，其说法来自戴安邦（1901—1999）于1945年发表在中国化学会主办的《化学》杂志上的文章“近代中国化学教育之进展”。原文如下：“清季我国自鸦片之战以后，外侮迭乘，列强挟其炮舰兵力以协迫我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形势岌岌，不可终日，当时若干封疆大臣以为御侮必须图强，欲图强必须兴军备与讲求国防制造。故曾国藩与李鸿章于同治四年（西历1865年）奏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从事炮的制造。该局为训练所需要的人才，于初期开办时即附设机械学堂，教授有关于制造方面的科学，化学为当时教授科目之一，故江南制造局创立之年，即可视为我国化学教育肇始之时。”［3］然而，文中没有具体的证据说明江南制造局于1865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化学教学，如化学教师、化学教材、课程计划等。从现有的史料看，被誉为我国化学启蒙者的徐寿（1818—1884）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5）等人曾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翻译了许多化学书籍，如《化学鉴原》（1871年）、《化学分原》（1871年）、《化学考质》（1883年）、《化学求数》（1883年）等。这些化学书籍对化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能证明江南制造局1865年就开始进行化学教育的证据。因此，以江南制造局开办的1865年作为中国化学教育肇始之时显然不能成为定论。

戴安邦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化学教育史的学者，他在文中称自1865年（江南制造局创立）至14年（甲午战争结束）的30年为中国化学教育的萌芽期。除江南制造局的化学教育外，他还提到：“清廷于南京、天津、威海卫、广东等地设立水师陆师等军备学校，

其中亦有教授化学课程者。至于训练外交人员而设立之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东方言馆（18）等，起初仅教授外国语文，以培养翻译人才，嗣后各馆亦有添设科学课程者，如京师同文馆在同治六年（1867）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等科。修毕该课程共需八年，化学列为第七年的课程。”（其资料引自“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西学附注”）从他提及的早期开设化学课程的学校情况看，只有京师同文馆有相对具体的课程计划，其他均极粗略，难成证据。

除上述“1865年说法”外，关于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在相关的著作中还有其他说法。

2 其他相关说法的考察分析

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化学教育史》（张家治等著）中，把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上溯到了古代。该书认为：“中国古代的化学教育是伴随在早期实用化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公元2世纪汉武帝时产生了炼丹术，化学教育则进一步结合在炼丹术的发展和传授过程中；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说作为炼丹术的理论根据，与炼丹术一起属于化学教育的内容。”［4］然而，众所周知，作为学科的中国化学不是中国古代化学演进的结果，而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根植于统一的世界科学文明之中。在西方世界，自然科学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那种只是少数有钱或有闲的人凭兴趣或爱好所从事的业余活动的状况，“开始建立科学的专门组织和机构，有了交流、发表科学成果的书刊，科学研究已成为专门的职业并且创办了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专科学校。这就是科学的建制化（即英文的institutionalization，也译‘化’或‘制度化’）过程”。［5］从世界化学的发展进程看，化学学科早在18世纪80年代就已经建制化，有了自己的模式、方法、词汇和从业人员的共同体等，但中国学术界从19世纪后期才认识化学学科。［6］因此，此处论及的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与中国古代的化学及化学工艺的传授没有关系。

西方的化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需要经过翻译和教育。在近代化学知识传入中国的初期，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化学书刊方面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由于书刊同教育密切相关，因此，有学者以考察传教士早期翻译的与化学相关的科学书刊为线索考察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化学教育史话》（郭保章等著）中提出：“近代化学在1780年始创于欧洲，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化学教育开始时期，几乎与传入时期同时发生。故研究近代化学传入我国的时期问题，可为我国近代化学教育开始时期问题找到一点线索。”经该书考证，咸丰五年（1855年）由英国传教医师合信（Benjiamin Hobson，1816—1873）编著的《博物新编》（木刻本）是现存最早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的中文书。《博物新编》中的化学内容主要集中在第1编《风论》和《水质论》两篇中。其中《风论》介绍了养气（又名生气，即氧气），轻气（或名水母气，即氢气），淡气（即氮气），炭气（即煤气，一氧化碳），磺强水（又名火磺油，即硫酸），硝强水（又名火硝油，即）和盐强水（即盐酸）等物质的性质及制备方法；《水质论》介绍了元素的概念。在《中国化学教育史话》的作者看来，《博物新编》可“作为化学教育开始时期往前提的一种例证”。因为“《博物新编》显然比同治年间出版的各类化学书籍都早。它比同文馆出版的《格物入门》，要早13年，比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的化学书如《化学鉴原》，要早到近20年。有了这部书就可以推翻近代化学始于同治之说。化学教育开始之日也较同治为前。”［7］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化学教育主要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有关化学学科的教育。编译化学书刊是传播知识的一种途径，是实施化学教育的重要前提，但不能等同于化学教育。《博物新编》是较早介绍化学知识的中文书，但并不是最早的。据考证，18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编译的《地理全志》下编卷一《地质论》中已经开始介绍元素理论：“随物察理，有五十四质，其中大约以十八质为最，有定法相合，而成地壳、天空气、海洋之大半。”文中的“五十四质”即为种元素。这是目前最早提到元素理论的中文文献。《地理全志》下编的出版比《博物新编》还早1年。（［8］，5页）

可见，将《博物新编》出版的1855年作为中国化学肇始之时显然不妥。

学者刘广定认为，中国化学教育的开始，最早的是在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或在广州的博济医学校。［9］关于福建船政学堂开设化学，其根据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严几道年谱》中的记载：“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先生十五岁，入马江学堂肄业，所学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严几道即严复（1853—1921），1871年毕业，但不知是哪一年学的化学。与上述“1865年说法”相比，该说法更为粗略，缺乏实证材料。关于广州博济医学校开设化学，其根据是何瞭然在《化学初阶》（共4卷，一卷、二卷于1871出版，三卷于1872年出版，四卷于1874年出版）一书的序言：“已巳春，美国嘉医师讲化学于广州，余得以日坐春风，备聆诸理。”以此断定，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于1869年春在博济医学校（1866年创办）曾教过化学。事实上，何瞭然此前也曾经跟合信学医，学过一点化学知识，他与嘉约翰共同翻译了《化学初阶》。不过，上述外国传教医师介绍的大都是与医药相关的化学知识，还不是的化学学科。

中国人了解的化学学科，可能以马礼逊学堂的学生为早。该学堂是为纪念第一名到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而设立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学校。该校1839年在开办，招收了几名幼童入学。1842年该学堂迁至后，曾一度开设过化学课，但其内容自然是极其肤浅的。（［8］，6页）客观而言，仅凭几名幼童在教会学校了解一些浅显的化学知识还不能认定为中国化学教育的开始。况且，外国传教士介绍化学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而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化学教育。

化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不同于西方。西方化学教育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即由少数有钱或有闲的人凭兴趣或爱好进行业余研究，使化学成为一门学科，并逐渐成为大学和中学的一门重要课程。西方的化学到了近代才传入中国，其时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故

中国的化学教育是从近始的。根据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单靠民间的力量是不能发展化学教育的。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应是自上而下的，即必须依靠的支持。也就是说，中国的化学教育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其它自然学科也一样）。因此，考察中国化学教育的起源应该着眼于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

3 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

1862年（同治元年），清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主要为洋务交涉培养翻译人才。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最早开办化学教育的官办学校。至1866年，京师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等认识到不能仅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鉴于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于科学技术，遂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打算开办科学教育。时在同文馆任英文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 A. P. Martin,1827—1916）便抓住时机与中国学者李广祜和崔士元合作编译了一套丛书《格物入门》，包括《水学入门》、《气学入门》、《火学入门》、《电学入门》、《力学入门》、《化学入门》和《算学入门》，于1868年在北京刊行。其中的第六卷《化学入门》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化学译著，约34000字。该书的刊行对以后的化学书籍的翻译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化学的启蒙者徐寿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人在江南制造局翻译化学著作时曾尽量参考《化学入门》的译名。但同文馆的化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开始。至1871年，同文馆聘请法国人毕利干（Anatole A. Billiquin,1837—14）为化学教习，不久开设了化学课程。这便是中国化学教育的开端。

毕利干有较好的化学基础，来中国前曾在法国专门从事过化学实验室的工作，并担任法国著名化学家帕扬（Anselme Payen,1795—1871）的助手。从1871年至10年，他一直担任同文馆的化学教习。由于当时化学译名尚未统一等原因，毕利干在教学中使用的教材不是丁韪良编译的《化学入门》，而是他自己与学生合作翻译的《化学指南》（1873年）和《化学阐原》（1882年），只包括基本的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继毕利干之后担任化

学教习的是德国人施德明（Carl Stublman）。同文馆初期的两名优秀毕业生承霖和王钟祥分别于1879—1886年和1887—18年担任化学副教习。

起初，同文馆开设的化学课程内容程度很浅。如，1872年的岁考（年终考试）化学试题共有6道：（1）用汉字写氯酸钾的化学式。（2）次硝强水，其代字（化学式）若何？（3）天气助火，何故？（4）水系何物相合之质？（5）做轻磺气（硫化氢），其法若何？（6）黄强水其性情何如？以何法能多炼黄强水？［10］从上述试题涉及的内容看，均属于基础的化学知识。至1876年，同文馆订立了八年制课程，化学课程在第七年开设。同年，同文馆的化学实验室建成，化学实验教学开始。同文馆似乎很重视化学实验教学，17年曾扩充实验室空间，但学生所学主要是一些最基础的化学实验技能。据齐如山回忆：“我选了化学，上课的头一个月，化学教习只给我们讲，什么漏斗是干什么的。什么是融锅、什么是火酒灯？什么试验玻璃管、什么寒暑表等等，都是干什么用的。”关于中国学生对于化学课程的态度，时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于14年总结说：“中国学生悟性好，有耐心，读科学课程的成就高。他们常表现对化学的偏爱。有一天下了化学课后，发现某学生身上着火。原来是因为他热心科学，而偷将一根磷棒藏在衣袋里。”不过，由于当时仍推行科举制，科学教育风气未开，同文馆的化学教育还很存在很多问题。关于学习方法，曾是同文馆学生的张君励（1887-1969）指出学生学习数学和化学是像读四书五经一样背诵。［9］

总之，同文馆的化学教育是开创性的，是官办化学教育的肇始，对于化学教育在清末的化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除同文馆外，一些民间人士也尝试进行化学教育，但未见有成功案例。值得一叙的是，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官翻译科学著作的徐寿等翻译家一直有推进科学教育的夙愿。1874年，经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H.Medhurst，1823—1885）倡议，徐寿和傅兰雅

等外国热心人士组成董事会，开始创建上海格致书院。书院于1875年底建成，次年6月24日正式开院。为了发展化学教育，该院于1878年建成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学实验室。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培养科技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校，但因当时科学教育风气未开等原因，徐寿的计划在他1884年去世前未能实现。1885年王韬（1828—17）接任格致书院山长后，经傅兰雅提议，仿照中国传统书院之例，在格致书院设立四季考课，由王韬延请沿海各关道命题（包括科学技术类，时务类等），名列前茅者赠以奖金。在书院的科技类试题中有不少涉及化学之处，且有专门的化学试题。如10年春季特课第一题（由李鸿章命题，见《格致课艺汇编》第一册，上海书局石印本，17）：“问：化学六十四原质中，多中国常有之物，译书者意趋简捷，创为形声之字以名之，转嫌杜撰。诸生宣究化学有年，能确指化学之某质即中国之某物，并详陈其中国之体用？”栾学谦曾于1923年撰文《格致书院讲演化学记》［11］，记叙了傅兰雅、栾学谦等人17年中旬在该院讲授化学、表演化学实验的情景。从1886-14年，书院的考课不曾间断，对推进科学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至20世纪初，化学教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1904年1月（光绪三十年），清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该学制于1903年，即癸卯年奏请，故被称为“癸卯学制”。至此，化学教育才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该学制规定了从小学至大学各层次的化学教育内容。进入以后，化学的专业建制才逐步得到发展。

4 结语

根据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化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的支持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依据现有的史实证据，考察化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可知，1871年京师同文馆开始的化学教育是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此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通过译书或讲演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只是化学教育发端的萌芽。1904年清廷颁布新

学制以后，中国的化学教育才得以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知新.化学教学论（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2］ 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五十年》编辑委员会.中国化学五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327.

［3］ 戴安邦.近代中国化学教育之进展.化学，9（全）：1-15.

［4］ 张家治，张培富，李三虎.化学教育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381.

［5］ 何亚平.科学社会学教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36.

［6］ Reardon-Anderson J.The Study of Change: Chemistry in China , 1840-1949［M］.Cambridge / London / New York / New Rochelle / Melbourne / Sydne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2.

［7］ 郭保章，梁英豪，徐振亚.中国化学教育史话.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3.

［8］ 赵匡华.中国化学史（近现代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9］ 刘广定.谈我国早期的化学教育并记窦维廉教授.科学月刊，1993，24（4）：311-313.

［10］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84-85.

［11］ 张准（子高）.三十年前吾国科学教育之一斑.科学，1923，8（4）：43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