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贫困演变趋势分析

我国城市贫困演变趋势分析

张艳萍

(广东商学院,广州 510320)

摘 要: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探索了城市贫困的演变趋势,为经济扶贫、政治扶弱、文化扶弱等不同层面的政策选择奠定基础,使贫困者能从根本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共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 城市贫困;现状;趋势

中图分类号:F06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07)05-0027-02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经

元。此外,农民工还有1个多亿,且在继续扩大。而从贫困者的生存状态看,他们贫困程度深、生活艰辛,社会地位低下、遭受歧视,组织边缘化、维权艰难,心态复杂、群体事件扩大。不仅如此,其演变趋势更令人担忧。

二、城市贫困多元化的演变趋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市贫困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趋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多元化贫困并存的状态,主要有:

11从贫困主体看,由传统贫困者向传统贫困者、下岗失业者和低收入农民工并存转化。下岗、失业者受自身的知识素质、身体素质及年龄的影响,很难实现再就业,不断成为沉淀性贫困者;大量农民工转移到城市成为产业后备军,又得不到市民待遇,受城市相关制度的排斥而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224019万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中,仅国企下岗职工、登记的失业人口构成的贫困者就达到76315万人,传统的/三无0人员构成的贫困人口只有9112万人,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者和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的主体。

21从贫困程度看,由绝对贫困向绝对贫困、一般贫困、相对贫困并存转化。绝对贫困是贫困人口得不到温饱。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用贫困线来界定,在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用低保线来表示。低保线即低保标准,是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煤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来确定的。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居民必需品的最低支出和财政承受能力不同,所以低保线也不同;一般贫困是不能满足基本的非食品消费需求;相对贫困则是相对高收入阶层而言的贫困。在我国,三种贫困并存,而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虽然再就业力度加大、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但由于城市传统的旧贫困及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者不断沉淀,大量农民工转移到城市而成为城市的新贫困者,贫困不仅在空间上出现沉

济问题、政治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党和政府扶困济贫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相反其演变趋势令人堪忧。这不仅影响了改革的深入、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与执政为民的宗旨相背离。因此探讨贫困现状,研究其演变趋势,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选择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一、贫困的界定及其现状

贫困是贫困者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受到限制而使某些居民拥有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和参与社会活动机会相对甚至绝对地减少,以至于不能满足他们维持生理需求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可以接受的标准的一种生存状态。贫困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根据贫困程度不同分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一般贫困;根据贫困涉及的范围不同分为狭义贫困和广义贫困;根据贫困发生的空间不同分为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根据贫困与收入标准、消费标准相关变动不同分为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等。

城市贫困主要包括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者和低收入农民工。从贫困的规模看,除了农村2005年底的6432万的绝对贫困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外,在城市,2006年仅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就有224019万人(1028万户),比上年增加了617万人。这个数字仍较为保守,因为该项制度仍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实施的,由于救助的人数日益增多,除了沉淀下来的贫困者之外,又有新增加的贫困者,随着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改组改制步伐加快,部分企业在改组改制的过程中采取了减员增效、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等措施,致使失业规模以及由此引发的贫困规模在不断扩大,而地方财政又多数较为困难,所以保障的标准往往还是依据地方财政能力而非居民实际需要。因此,一方面制定的低保标准较低,另一方面享受低保的条件仍然苛刻。2006年全国低保的平均标准为16916元/人、月,每月人均补差8219

收稿日期:2007-01-12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自选项目/我省城市贫困的变化趋势及社会支持研究0的阶段成果(05b0204)作者简介:张艳萍(196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广东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

27 张艳萍: 我国城市贫困演变趋势分析

淀和/城乡平移0,而且在时间上/代际转移0趋势初显。因此绝对贫困的规模并没有趋于减少,而一般贫困、相对贫困的规模伴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和贫富程度的不断加深而不断扩大,出现绝对贫困、一般贫困、相对贫困三者并存的趋势。

31从贫困范围看,由物质贫困向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贫困并存转化。改革对所有社会成员都会产生影响,而在政府政策选择和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中,我们的领导阶级)))工人,我们长期依靠的阶级)))农民,他们的利益由改革初期受益而变成利益受损,但这时还是经济上的物质贫困。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入,他们主人翁的社会地位不断被弱势化,丧失社会资源而逐渐沦为弱势群体乃至绝对贫困群体;组织上日益边缘化,不断被排斥出主流社会而沉淀成底层阶层,思想封闭,精神空虚;在政治上更是缺少参与机会,缺少利益表达的渠道和途径,更缺少维护自己利益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贫困已超越了物质贫困和生理劣势的传统含义,显现出不同群体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社会交流、参与的不对称和权力分配、利益表达的不平衡,出现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贫困三者并存的趋势。

41从贫困方向看,由暂时性贫困向暂时性贫困、持久性贫困、选择性贫困并存转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企职工被大规模地推向市场,与此同时由于分配制度的改革,住房、医疗、教育的改革,使他们失去了原来所拥有的一切保障,很多人走向贫困。如果说这时的贫困还是由于体制转轨引发的阶段性贫困、暂时性贫困的话,那么目前其中很大一部分已成为沉淀性贫困、长期性贫困。这是因为在收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中,被剥夺劳动权的下岗失业者、缺少政治权的农民工处于贫困一极,受自身的经济、知识的局限性和对行为风险的畏惧性,受社会资本、权利资本、文化资本占有上的弱势影响,致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0不断加剧,贫困与弱势不断被强化和再造,使他们持续地生活在贫困与弱势之中,社会又缺少使他们向主流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安排,使贫困问题出现长期化、沉淀化、稳定化的趋势,贫困已发出预警信号。同时考虑到教育、养老、医疗及对未来的不明与恐慌预期,很多人放弃即期消费而出现选择性贫困,形成暂时性贫困、持久性贫困、选择性贫困并存的趋势。

51从贫困分布看,由区域性、行业性贫困向区域性、行业性、社区性贫困并存转化。贫困不仅分布在煤矿、森林等资源型城市和军工、纺织等弱势行业,而且出现了一批贫困城市,这些城市的就业量减少,国内生产总值不升反降,进入自身能力低下与外部机会稀缺的恶性循环。以新增就业为例,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的8216%集中发生在沿海发达地区(增加1319万人),而东北地区此时期的城镇就业量减少了1319万人;2005年,有6个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升反降。区域贫困日益格局化,而社区性贫困又显现令人堪忧的趋势。近几年来,随着农民工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城市的拆迁改造和住房商品化的实施,使城市出现了贫困的集聚地即/城中村0、/城中镇0等边缘社区。贫困社区主

要有两类:一类是由流动人口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的社区,另一类是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组成的社区。这种社区又包括绝对贫困社区和相对贫困社区,而绝对贫困社区,在国外叫/贫民窟0,国外学者把我们叫/棚户区0,这种棚户区同城市中日显尊贵的富人聚集区边界越来越清晰,对照越来越鲜明,深化了居住分层现象和贫困的区域性特征,使社会分层程度更加显性化,范围更加扩大化。

61从贫困意识看,由趋同意识向趋同意识与群体认同意识并存转化。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与人地位的趋同和资源占有上的趋同,导致了人们意识的趋同性,越穷越社会主义、共同贫困,并不会使人的意识发生分化。而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化,社会分层加剧,出现了与以占有资源为特征的富人阶层相对立的规模较大的贫困阶层。他们弱势程度深,群体贫困与弱势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随着贫困时间的延长、贫困程度的加剧和贫困范围的扩大而强化和再造,从而在心理上拉开了与非贫困群体的距离,并逐渐形成了贫困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加之社会排斥与融合障碍,使该群体在沉淀到底层社会中形成并强化了群体贫困的认同意识。这种贫困意识的认同性、利益受损的相关性、弱势地位的同质性,给社会留下了巨大隐患,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土壤、阶层对抗和社会断裂的助推器。

贫困演变趋势恶化使/边际贫困成本倾向0递增,即贫困达到警戒点后,每增加一个贫困者社会将付出多倍的成本代价,因此,能否遏制贫困演变趋势的恶化已成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关节点。

贫困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势,不仅是体制转轨引发产权流动的客观结果,也是保障制度短缺、安全网脆弱的客观结果,是分配制度扭曲造成的资源与财富分配不均衡的结果,也是政治权力失衡和社会地位、文化素质分层的客观结果。

基于贫困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势,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为此就不能局限于重点通过经济扶贫来克服贫困,而必须转向把克服贫困与消除社会排斥相结合,经济扶贫与政治文化扶弱相结合。在政策措施上不仅要强化就业支持,开辟边缘就业新渠道;推进社会保障试点改革,建立农民工居住地社会保障制度;量化分配制度,建立以国民经济增长为基础,以职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为参考系数的扶弱济贫资金正常增长机制,避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避免因领导人意识的改变而改变,使贫弱群体能以制度化方式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且要改造贫困文化,开展多层次文化扶贫;实行政治扶弱,克服政治贫困;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发挥NGO组织的扶贫、扶弱作用,从而建立起社会立体支持网络,建立起不同利益主体能够博弈的机制和规则,在解决贫弱与强富冲突中,在实现国家向贫困地区、向贫困群体倾斜中实现多角度反贫目标,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和谐群体、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杨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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