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校勘成就及特点论略

李建清

【摘 要】四库馆臣校理群书,会将丰富而具体的校勘记载留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总目》提要的校勘内容包括校正文字、校订著作内容两个方面,具有与版本研究紧密结合、灵活运用校勘方法和善于引用别人校勘成果等三个特点. 【期刊名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40)011 【总页数】7页(P31-37)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校勘;校勘特色 【作 者】李建清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256.3

古籍因传抄的增删讹误或版刻的剜改缺失，必然会产生虚虎、鱼鲁之讹，因此作为以存真复原为最高要求，为阅读或研究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为目的的古籍校勘整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古籍校勘萌芽于先秦，西汉成、哀帝时，刘向父子等人校理群书，编著《别录》《七略》，留下了丰富而具体的校勘记载，对校勘学、目录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汉儒擅长注书，亦擅长校勘，其中郑玄遍注群经，成果突出。宋代校勘无论在方法，还是所利用的材料，都发展得更加完备，出现了

独立完整的校勘专著。清代校勘硕果累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出色的著作，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校勘学理论观点，产生了两个主要派别：一是以卢文弨、顾广圻为代表，强调对校；一派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强调理校。产生于乾隆盛世，成就于众多校勘名家的《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汇集了四库馆臣校理群书的成果，其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内容丰富，其校勘观点和方法既受当时学术氛围影响而又能保持独立，特色鲜明。 一、校勘内容

《四库全书》编纂时，有些古籍因缺乏整理出现了文字讹误脱漏、篇章残缺、卷次混乱等现象，情况严重的，甚至无法正常阅读，这给馆臣提出了极为迫切的校勘任务。《四库全书》馆精心组织，仔细校勘，最后编纂出举世瞩目的《四库全书》，他们校勘工作的亮点都记载于《总目》之中。 (一)校正文字

校正文字是校勘基本任务，包括补充脱文、删除衍文、改正讹误和指明歧异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补充脱文和删除衍文又是校正文字的重要环节。《总目》有很多相关记载，如《干禄字书》提要，四库馆臣以湖本为底本，蜀本为校本，对其进行校勘，其结果为“补阙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1](P347)《五经文字》提要提及，在将其收入《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以马曰璐新刻本为底本，以石刻本为校本，也对它进行了校勘，“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画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脱去‘睪’字注十九字，‘盩’字并注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补正，俾不失其真焉”。[2](P348)补足脱漏，删除冗字，是校勘基础工作，所涉及的具体环节也比较繁琐，因此《总目》只是将这种工作成果用概述的语言表述，至于具体的校勘记很少直接写入提要正文。当然，在面对文字脱误严重，校勘难度大的情况时，《总目》会简要交代校勘的前因后果，以说明校勘整理原委，突出校勘工作的成就与意义。例如《方言》提要：

其书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奥，训义深隠，校雠者猝不易详，故断烂讹脱，几不可读。钱曾《读书敏求记》尝据宋椠驳正其误，然曾家宋椠今亦不传，惟《永乐大典》所收犹为完善，检其中“秦有娥之台”一条，与钱曾所举相符，知即从宋本录入。今取与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窜，颠倒错落，全失其初，不止钱曾所举之一处。是书虽存而实亡，不可不亟为厘正，谨参互考订，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删衍文十七字，补脱文二十七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并逐条援引诸书，一一疏通证明，具列案语，庶小学训诂之传，尚可以具见崖略，并以纠坊刻之谬，俾无迷悮后来。[3](P339)

明末清初钱曾述古堂曾得藏宋郡斋刻本，云：“旧藏宋刻本《方言》，牧翁为予题跋，纸墨绝佳，后归之季沧苇。”[4](P27)此书后自季振宜处散出，此后二百年不见踪影，以致乾嘉诸老皆未得见。四库馆臣只能用《永乐大典》本校明刊本，纠正讹误，始还《方言》真实面貌。这则提要除了直接说明校勘工作的简要过程和结果外，还注重交代校勘的背景，所依据的版本以及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

文字讹误也是古籍普遍存在的问题，四库馆臣校勘时会将所发现的文字错误直接指出来，有时会针对这些字词讹误进行说明、分析和考证，以说明它们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如《佩觿》提要就直接指出了两个误字：“行”误作“衡”，“来来”误作“棗”。

《说文解字篆韵谱》提要则针对明刻本中所收字位置排列的错误进行了纠正，例如： 是书传本甚少，此为明巡抚李显所刻。寒部籣、瀾、漣、灡、阑五字，当在乾、闌、讕、四字之后；豪部高、臯、、羔、膏五字，当在獆、諕、號、、五字之后：皆讹前一行。麻部媧、譁、譇、觰、五字，当在、耗、誇、侉、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讹后二行。葢刻其书者，失于校覈。其《后序》一篇，亦佚去不载。今从铉《骑省集》录出补入，以成完帙焉。 [5](P346)

《说文解字篆韵谱》由徐锴编写，徐铉校补，按205韵排列，每个韵部所收的字

数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总目》在此指出了他们所依据的李显刻本中存在排列位置不当的问题，究其原因，实际是因刻版时刻者将原书的行列颠倒了，从而导致其豪、麻两部部分字头排列混乱。对文字讹误原因阐释较清楚的要算《隶辨》提要，四库馆臣指出：《隶辨》于师、车、君、长、方、申、虞、匽、乡等字头的引文都用到了《韓勑造孔庙礼器碑》的碑文，然而《隶辨》所引用的碑文与原碑字词有差异，文字有错误。他们除了指出这些错误之外，还分析了每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归纳起来有“误截误连导致断句错误”，“不解通假导致改字错误”，“沿袭旧刻导致文字讹误”等。[6](P357)

《总目》还会对一些文字讹误会进行分析和简单考证，以说明判断的理由，例如《群经音辨》提要：

书中沿袭旧文，不免谬误者。如卷一言部“谦，慊也”下云“郑康成说谦以慊。慊，厌也，厌为闭藏貎”。据《礼记》注曰“谦，读为慊。慊，厌也”，此解正文“自谦”；注又曰“厌读为黡，闭藏貎也”，此乃解正文“厌然”，与上注“厌足”之“厌”，絶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为失考。又卷二兀部：“典，坚刃貌也。”据《考工记》“辀欲颀典”，注曰“颀典，坚刃貌”，以颀典为形容之辞，不得单举一典字。卷三巾部“幓头，括发也”，幓本幧字之讹。据《仪礼》注“一以解妇人之髽，以麻申之。曰以麻者，如着幓头焉。一以解括发以麻免，而以布申之。曰此用麻布为之，状如今着幓头矣。”是括发免髽皆如着幓头，幓头自是吉服。扬雄《方言》：“帕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幧头。”刘熙《释名》作“绡头”，又有“带”“带”等名，岂可以括发释之？是皆疏于考证之故。[7](P342)

这则提要指出了《群经音辨》在沿用经书原文时所出现的几处错误，其中一处为两个不同的注释混合在一起，一处为经文脱落，另一处为文字错误。在具体考证过程中，四库馆臣特别注意原文语言事实的调查核实和基于事实的论证，如在确定“颀典”为形容词(单纯词)之后，认为《群经音辨》此处脱一“颀”字，在确定“括发”

为丧服，而“幓头”为吉服之后，认为此处“幓”乃“幧”字之误。 (二)校定內容

卷帙残缺，抑或首尾完具，是校勘必须明确的问题，也是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评判是否应将某著作收入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有的著作就是因为内容缺漏太多，卷帙残缺太甚，从而导致其不能著录于《四库》，竟付存目。如《西儒耳目资》提要“惟此本残缺颇多，《列音韵谱》惟存第一摄至十七摄，自十八摄至五十摄皆佚，已非完书，故附存其目焉”。《西儒耳目资》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其首次运用罗马字标注汉语音节，并进行音素分析，《总目》也认为“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一家之

学”[8](P387)，但是由于第二册《列音韵谱》亡佚大半，故不能著录于《四库》，只能于存目之中介绍其大致内容。

古籍在历代传刻过程中有部分亡佚，或者脱漏，在所难免，也十分正常，只要残缺部分没有影响到整体，其价值仍然很大。校勘整理就是要特别注意卷帙部分残缺的识别，《总目》也有比较多的对残卷的校勘记载。例如：

刊本《释天》之末注“后缺”字，然则并此书亦有佚脱，非完本矣。[9](P342) 是二书前有至正乙未国子监丞宇文公谅总序，《说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题至正己丑，而《六书正讹》则无序，意其佚脱也。[10](P353)

《总目》记载了很多此类缺卷信息。如果古籍残缺的部分被后人以各种方式补充，校勘实际上除了判断其是否残缺之外，还得面临甄别哪些内容是后人增加的、新增加的是些什么内容等问题。例如《说文系传》提要：

锴尝别作《说文篆韵谱》五卷，宋孝宗时李焘因之作《说文解字五音谱》，焘《自序》有曰“《韵谱》当与《系传》并行，今《韵谱》或刻诸学官，而《系传》迄莫光显，余蒐访岁久，仅得其七八阙卷，误字无所是正，每用太息”，则《系传》在宋时已残阙不完矣。今相传仅有抄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至诧为“惊人秘笈”，

然脱误特甚。卷末有熙宁中苏颂记云“旧阙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别求补写”，此本卷三十不阙，或续得之以补入，卷二十五则直录其兄铉所校之本，而去其所附之字。殆后人求其原书不获，因摭铉书以足之，犹之《魏书》佚《天文志》，以张太《素书》补之也。其余各部阙文，亦多取铉书窜入。考铉书用孙愐《唐韵》，而锴书则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郞朱翱别为反切，铉书称某某切，而锴书称反，今书内音切与铉书无异者，其训释亦必无异，其移掇之迹，显然可见。至示部窜入铉新附之“祧、祅、祚”三字，尤凿凿可证者。《错综》篇末，其文亦似未完，无可采补，则竟阙之矣。[11](P346)

《总目》依据李焘《说文解字五音谱序》、钱曾《读书敏求记》和苏颂记等资料判断当时校勘的钞本为残缺本，通过内容的比对发现《系传》第二十五卷和第三十卷原本亡佚，后人从徐铉校本《说文》中抄出补入，其余各部阙文也是一样。四库馆臣面对这样一部仅有抄本流传，残缺多处，且已经被后人从大徐本陆续补入的《系传》，必须谨慎判断，详细校勘，唯有此方能校订篇章，还其本来面貌。他们的校勘之功，《简目》有过概括：“原本残缺，多以徐铉所校《说文》窜补，今悉为考订厘正，俾无舛讹。”[12](P44)

缺卷是卷帙残缺的一个类型，校勘时容易发现。但如果仅仅凭借两个版本卷数是否一致来判断其是否残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卷数不同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而卷帙残缺的判断标准则为内容是否一致。例如《广雅》提要：

前有揖《进表》称“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分为上、中、下”，《隋书·经籍志》亦作“三卷”，与《表》所言合，然注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馆阁书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宪所注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则作十卷。卷数各参错不同，葢揖书本三卷，《七录》作四卷者，由后来传写析其篇目。宪注四卷，卽因梁代之本，后因文句稍繁，析为十卷，又嫌十卷烦碎，复并为三卷。观诸家所引《广雅》之文，皆具在，今本无所佚脱，知卷数异而书不异矣。

然则《馆阁书目》所谓逸者，乃逸其无注之本，所谓存音三卷者，卽宪所注之本。揖原文实附注以存，未尝逸，亦未尝缺。惟今本仍为十卷，则又后人析之以合《唐志》耳。[13](P341)

《广雅》的卷数有不同的记载：三卷、四卷、十卷，但其内容古今并没有增加或者减少，因此不能根据卷数的变化来断定其有亡佚，或者残缺，馆臣最后认为今本《广雅》为完本，且在提要中对卷数的分合进行了合理解释。

卷帙内容重复、内容前后不一致，或者相互矛盾是因为古籍成于众手，典籍后世不断被增补，或者被人篡改。这类典籍的校勘一般和辨伪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尔雅注疏》提要在考证《尔雅》作者之后，认为《尔雅》不是由一个人在某一时间完成的，而是由很多人在不同时间逐渐积累而成，而周公、孔子都是伪托。四库馆臣在校勘时还注意到《尔雅注疏》的正文存在同一词条复出的情况，即“观《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文复出，知非纂自一手也”[14](P339)，这种内容重复的细节验证了他们关于《尔雅》为伪书的判断。又如：

然所收李焘序一篇，采自《文献通考》，本所作《说文五音韵谱序》，因《通考》刻本悮脱标题一行，遂联属于《说文系传》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订。[15](P346)

别本《礼部韵略》，注文甚简，与此不同，而亦载文焴、守正二《序》及《重修条例》十则。然其书与条例絶不相应，疑本佚其原《序》，而后人移掇此书以补之也。[16](P361)

这两则提要都涉及到部分内容与著作其他内容不吻合的问题，四库馆臣校勘发现内容突兀之后，具体考证了其来源并对其伪误进行了解释。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序》之所以被收入《说文系传考异》，是因为刊刻者没有仔细考辨《文献通考》的失误；别本《礼部韵略》前面也载有文焴、守正二《序》，是由于胡乱添加所致。 有的内容重复、或者内容前后矛盾，是因为著作体例不严，作者失于照应。例如：

且如“水”字、“火”字，旣入上两点类，而下三点内又出“水”字、“火”字，旁三点示字类又再出“水”字，下四点内又出“火”字、“水”字，如此之类，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冗杂，殊无端绪。[17](P351)

《正音门》“积”字注，既云“音恣非”，《动静门》中“积”字注又云“凡指所聚之物音恣，取物而积聚之音迹”。《字始门》“车”字注云“尺遮切，自汉以来，始有居音”，《正音门》“下”字注又云“古音虎，魏了翁云'六经无下马一韵'，故下皆音虎”，则自相矛盾。[18](P375)

《字通》以隶书的点画给其所收的601个字分类，这与部首排序不同，但从其收字体例来看，《总目》认为其分类不科学，收字“破碎冗杂，殊无端绪”，如其所举实例，“水”“火”二字竟然可以同时归属于几个类别。《字义总略》对部分字的注音前后也是自相矛盾，缺乏照应。这些著作内容本身存在的关于内容重复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与校勘有很大关系，即只有通过前后内容的互证，才能找出其中的不足。《总目》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是指出其失误，提醒读者注意。 二、校勘特点

时至康乾盛世，中国的学术发展和经验积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为《总目》校勘提供了良好基础，也为校勘方法的使用提供了更多选择。清代学术的全面繁荣，特别是其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更是达到了历史顶峰，这为四库馆臣的古籍校勘整理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保障。在这种条件下，《总目》的校勘实践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紧密结合版本研究

校勘实践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具体工作对象，即这种古籍的基本情况。《总目》在调查基本情况过程中最看重的是搜集版本，分析版本源流，选择底本和参校本，紧密结合版本是《总目》校勘的最大特点。

搜集古籍的各种不同版本，是比较各本异同，列出异文，发现疑误等校勘实践的前

提，也是古籍整理的一项最重要工作。所搜集的版本是否完全，这些版本是否权威和富有代表性，直接关系校勘质量和水平的高低。编纂《四库全书》，清政府要求各省督抚、学政搜访书籍，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征集到了众多古籍的珍稀版本。这为四库全书馆的校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广泛搜集古籍的不同版本，有利于挑选有代表性的版本用于校勘，也有利于校正版本之间的异同和辨别、审定是非。《总目》对所搜集到的版本，或者校勘时所用到的版本，会有所记载。例如《重修玉篇》提要就说明了其所用到的三本版本：一为张士俊所刊，称“上元本”；一为曹寅所刊，称“重修本”；一为明内府所刊，称“大中祥符重修本”。《广韵》提要交代了当时流行的两个版本：一为宋陈彭年、丘雍等所重修，一为明代内府刊板。 分析版本的源流就是对搜集到的某一古籍今存各种版本的源流关系进行揭示，以便确定校勘可靠的底本和校本。而要获取与版本流传变化相关的信息则必须根据今存各本的刊印年代和序跋说明，以查考各本所依据的底本，分析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总目》在据序跋叙录的说明来查考祖本方面的成就比较多，例如《尔雅翼》提要： 是书卷端有愿自序，又有王应麟后序、方回跋及焱祖自跋。应麟后序称，以咸淳庚午刻此书郡斋，而《玉海》所列《尔雅》诸本乃不著于录。据方回跋称，《序》见《鄂州小集》，世未见其书，回始得副本于其从孙裳，葢其出在《玉海》后也。越五十年，为元延佑庚申，郡守朱霁重刻，乃属焱祖为之音释，而愿序及应麟后序隶事稍僻者亦并注焉。焱祖跋称：《释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释木》四卷，凡六十名；《释鸟》五卷，凡五十八名；《释兽》六卷，凡七十四名；《释虫》四卷，凡四十名；《释鱼》五卷，凡五十五名。今勘验此本，名数皆合。惟《释兽》七十四名，此本内有八十五名，与原跋互异，岂字画传写有误欤？[19](P342) 《尔雅翼》是一部产生于南宋，专门解释名物的训诂著作，其流传至清，刊刻的版本比较复杂，但《总目》依据校勘底本的序跋理清了《尔雅翼》版本流传的基本线索：据罗愿自序和方回跋语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为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据王

应麟后序方回跋语考知，《尔雅翼》成书时并未刊行，而是于宋咸淳庚午年(1270)，由徽州郡守王应麟刻版行世；此后五十年，即元延佑庚申年(1320)，又由郡守朱霁重刊，请洪焱祖作音释，分别附于每卷之后，同时也将罗愿自序和王应麟序收入，并为二序作注，洪焱祖作跋附于书末。《四库全书》收入《尔雅翼》的底本就是元刻本，《总目》还对洪焱祖的跋与著作内容进行了校勘。

搜集不同版本和分析版本源流，其目的就是选好底本和参校本。《总目》总是千方百计地选择善本、足本，并以此作为底本进行校勘。如扬雄《方言》的参校本为《永乐大典》本，而《永乐大典》是从宋版录入；《钟鼎款识》为明崇祯中朱谋垔所刊，勾勒特为精审；《古文四声韵》是从汲古阁影写宋刻翻雕；《龙龛手鉴》为影抄辽刻；《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是理宗淳佑四年蜀中刻本，此类不一而足。《总目》底本的选择充分利用了版本知识，尽量挑选出版本可靠，刻印精良，首尾完具的善本、足本，为校勘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二)灵活运用校勘方法

校勘古籍就必须搜集异文，并对其正误是非作出判断，以存真复原。《总目》在判断各种版本所存在的差异时运用了不同的校勘方法，通过总结它记载的校勘内容，我们发现，陈垣先生后来归纳出的“校勘四法”在提要中均有体现，且校勘方法的选用往往根据所掌握的校勘资料来确定，具有灵活性。

对校法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相互对校的校勘方法。《总目》使用这种方法，会从搜集的各种版本中选择一个比较可靠的本子作为底本，然后与其他版本校勘。如《急就章》，共有师古本、王应麟补注本、黄庭坚本、李焘本、朱子越中本多个版本，最后选择王应麟本为底本，因为“应麟所注，多从颜本，葢以其考证精深，较他家为可据焉”。这是《总目》所记载的纸质版本之间的校勘，《总目》也有纸质版本与石刻版本校勘的内容。如《五经文字》，以马曰璐摹刻本为底本，参校石刻本，将底本中误改原文，文字脱漏等问题悉数补正。《九经字様》，是依石刻残碑，

详加覆订马曰璐刻本“转写失真及校者意改”之处。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20](P130)《总目》也使用了这种利用上下文校勘典籍的方法。如《说文系传考异》中竟然收录了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序》，《总目》认为这是刻者“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订”；《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提要就曾记载，其曹寅刻本前面的欧阳德隆《押韵释疑序》，郭守正《重修序》《重修条例》，淳熙《文书式》，与书籍内容并不吻合，《总目》经过校勘后判断这些都是刻印者自以为是加上去的。这类都是《总目》利用著作上下文内容，相互证明，以校出其讹误疏漏。

他校法就是搜集、掌握他书有关本书文辞的资料来校本书的校勘方法。《总目》在校勘中充分利用了类书《永乐大典》，且在经部小学类利用率极高。如《方言》提要载“其书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奥，训义深隠，校雠者猝不易详，故断烂讹脱，几不可读。钱曾《读书敏求记》尝据宋椠驳正其误，然曾家宋椠今亦不传，惟《永乐大典》所收犹为完善。检其中‘秦有娥之台’一条，与钱曾所举相符，知即从宋本录入。今取与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窜，颠倒错落，全失其初，不止钱曾所举之一处”。《方言》当时脱误严重，而又没有权威版本，《总目》据《永乐大典》中的材料补明刊本之脱漏，正其舛错，这就是他校法的运用。

理校法是校勘四法中最难以把握的，也是最危险的，只有在“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时”方可使用。[20](P130)如《群经音辨》提要就是用理校法指出其卷二兀部“典，坚刃貌也”，卷三巾部“幓头，括发也”等正文存在错误，通过考证最后得出结论：典，当为“颀典”，此处脱“颀”字；幓头，当为“幧头”，幓为“幧”字之误。另外，《说文解字篆韵谱》提要在没有参考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利用理校法，指出寒部、豪部、麻部韵目排列的错误。理校法的运用条件比较苛刻，对校勘者的要求比较高，很多地方都要求和考证结合在一起。 (三)积极引用别人校勘成果

《总目》校勘有时直接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例如《尔雅注》提要就曾引用《汪师韩集》中的校勘成果：既说明郑樵《尔雅注》与郭璞注之间的关系：驳其误改郭注者，补郭注而未确者，仍郭注之悮未改者；又指出郑樵《尔雅注》所引《尔雅》原文所存在的脱漏：《释言》篇内脱“弇，同也”三字，《释水》篇内脱“水之由膝以下为揭”至“为厉”十八字，《释草》篇内经文脱“苇丑，艻”三字，《释鱼》篇内脱“蛭，虮”二字，《释鸟》篇内脱“仓庚，黧黄也”五字，最后《总目》还对汪师韩的观点进行评价，认为这些错误“皆当为毛氏刊本之悮，并以诋樵则过矣”。

《佩觿》提要曾记载“惠栋《九经古义》尝驳忠恕以示字为视，而反以视为俗字，今考其中，如谓车字音尺遮反，本无居音，盖因韦昭辨《释名》之说，未免失于考订”。《石鼓文音释》提要引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证古本以‘六辔’下‘沃若’二字、‘灵雨’上‘我来自东’四字，皆慎所强增”[1,2](P373)，从而说明石鼓古文并不像杨慎《石鼓文音释》所载的那么多，有些就是杨慎自己杜撰的。《说文长笺》提要也引用了顾炎武《日知录》部分成果，以说明赵宧光《说文长笺》的注释和议论存在诸多疏忽和漏洞。

前人对某些古籍进行过深入研究，对其文本有过精细校勘，他们的成果可资利用。《总目》引用别人校勘成果时注意有选择性的利用和辨证吸收，在充分分析别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判断并作出独到的评价。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永瑢，等.干禄字书[m]//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永瑢，等.五经文字[m]//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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