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北天南总是归”:苏轼诗歌中的“归处”

宁雯

【摘 要】苏轼诗歌中频频表露的归思,因“归处”不同而具有多样的含义.对这些归处意义的辨析以及“归处”表述与诗人仕宦体验之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尚较少涉及.苏诗中提及的“归处”,从性质而言,大抵有明确、笼统与抽象之别,在表述的差异间,或可探究诗人不同语境中的幽微心态.苏轼以主体性的思考剥离了“归”对现实世界的依赖,关于人生归宿的认识亦随之日趋圆融,这一思考过程体现出诗人在跌宕生命中消解困苦、自我说服的内心理路.

【期刊名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34)004 【总页数】8页(P96-103)

【关键词】苏轼;诗歌;归处;仕宦;自我调适 【作 者】宁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993.5

思归、言归是苏轼诗歌中屡见的内容。宦海浮沉带来的忧患厌倦与颠沛流离，无不催动着苏轼的归心，巩固着他入仕之初即决定的“夜雨对床”*参见孔凡礼著《苏轼年谱》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4-85页。“嘉祐五年(1060年)”下“与弟辙寓居怀远驿”条：“《诗集》卷三《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

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自注‘尝有夜雨对床之言’，赵次公注谓乃怀远驿事。《栾城集》卷七《逍遥堂会宿二首·引》：‘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栾城后集》卷二十《再寄亡兄端明文》：‘昔始宦游，诵韦氏诗。夜雨对床，后勿有违。’皆写此时事。”的归宿设想。无论在朝时的请求归老，还是贬逐时的意欲卜居，某种离开朝堂、指向自由安定的“归”的意愿贯穿于苏轼的仕途起落。在苏诗中，家、故乡、他乡、田园、山林、江湖，甚至无何有之乡，都曾是归心中的选项。归心必须依靠可行的“归处”方可达成，而归处的性质、涵义各有侧重，是故，归心又常因归处的附着而产生多样的意义，表达了诗人多层面的思考。

在关于苏诗思归现象的既有研究中，归思与人生境遇、思想构成之间的对应联系往往备受重视。前人也多能注意到苏轼丰富多变的言归表达，在此基础上，苏轼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建构、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也得到了许多探讨。然而，苏轼笔下诸多归处的文化内涵及其在诗中的具体含义，则较少得到细致的梳理辨析，而在表述的细微差异间，或正可探究诗人的幽微心态。此外，不同的归处表述既立足于人生境遇，也出自于诗人主体的思考和选择。对归处的分析，有助于还原和感知苏轼的思考过程、处理方式及其中蕴含的主体意识。

苏诗中最频繁出现的明确归处是“乡”，在绝大多数语境中，指代故乡或他乡。嘉祐元年，苏轼赴京应试，嘉祐二年、治平四年分别因母丧、父丧两度返乡。至熙宁元年父丧满，携眷赴京，此后终身未能还乡。在占据人生大半光阴的仕宦生涯中，故乡一直是遥远的，他乡才是常在的。然而苏轼笔下的乡情却并非理所当然的“舍近求远”，而是表现为思归故乡与安居他乡的交织。看似矛盾的两种心态形成了表述张力，正可作为探幽索微的切入点。 (一)故乡与他乡选择的交织并存

在苏诗中，思乡心切与安居他乡都被反复申说。作为人的来处与根本，故乡是归心最自然的指向。苏诗中那些思及巴蜀风物、直抒归乡之愿的句子，是思乡之情的明确表达。嘉祐四年，苏轼侍父携弟出蜀，年方二十四岁的他意气风发，豪情壮志冲淡了离家的不舍，人生阅历也尚未及施与他人世漂泊的敏感情绪。作于此时的《初发嘉州》揭示了这种心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1]6此时虽无饱知沧桑后的愁苦，而难免已生离别的感慨，只是这种情绪很快消解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在从故乡到他乡的路途中，故乡景物已开始成为苏轼诗中留意的对象，此后一生中，巴蜀风物时时处处反复强化着他的故乡记忆。 “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

空。”[1]412身处万里之外的杭州，故乡只在梦中得见，长期的客居生活已使孩子们淡忘了乡音。而蜀叟言谈中那份亲切，令苏轼联想起故乡峨眉山的翳翳苍翠。乡音与乡景一道，给予他极重要的内心抚慰。作于颍州任上的《送运判朱朝奉入蜀》，在历数巴蜀景物时情思更深切：

“霭霭青城云，娟娟峨嵋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若逢山中友，问我归何日。为话腰脚轻，犹堪踏泉石。”[1]1844

青城云、峨眉月、嘉陵江，不仅是明确的乡土符号，亦有相伴终身的情义。呼我归、湿我衣，是召唤自己回家的温柔方式。而父老之情，更令人眷恋而不忍辜负。诗人以云、月这些不能被地域隔断之物勾连起故乡与他乡，在诗中描画了一个多情的故乡。可惜自己虽能以移情得到慰藉，归乡之愿终究只在梦里达成。苏轼常以巴蜀景物入诗，反映出具体而深刻的故乡记忆，并往往伴随着强烈的归心。

除此之外，苏诗亦多直言归乡。如“舟经故国岁时改，霜落寒江波浪收。归梦不成冬夜永，厌闻船上报更筹。”[1]16不必以巴蜀景物为指代，而所归之地实有“故乡”这一明确指向。在某些诗题中，苏轼也直叙还乡之愿：“岁晚相与馈问，为馈

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1]159对故乡蜀地的思念、甚至以其为归宿的想法在这些诗中有十分清楚的体现。

“浮江溯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1]1583归乡之愿如此坚定不移，足以令苏轼赌上自己一诺千金的诚信。然而同样在许多诗歌中，诗人却明确表示出乐于在他乡定居终老的态度：“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欲买柯氏林，兹谋待君必”[1]1052，“买田秋已议，筑室春当成”[1]1169。卜居他乡的决心，甚至是以忘乡、弃家来为衬托的:“而我弃乡国，大江忘北渡。便欲此山前，筑室安迟暮”[1]488，“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1]1815更是将自己的身后事也安排在他乡。苏轼一生中曾欲卜居杭州、徐州、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常州等多地的想法，与他不断表达的归乡之愿并存于诗文。

在上述例证中，归乡的召唤与安居他乡的自我劝解是单独出现的，随情绪、境遇变化而交替占据上风。无论倾向哪一种选择，诗人的语气大多清楚而肯定。而在某些例子中，诗人的犹疑在权衡两难的思考过程中揭示出来：

“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1]748 “我老忘家舍,楚音变儿童。此物独妩媚,终年系余胸。”[1]1160

这两首诗同的现象，是遥远的故乡与所处的他乡之间的一丝纠缠。前首感叹自己应早作归计，表明不敢忘却故乡，可下文一个“恐”字道出了内心的担忧无奈。年华易逝，像是将回乡的希望一点点挤压，那种迫近感使方过四十的诗人感到焦虑。此处的语气不再像是宣布自己的一个决定，而是犹疑、缺乏信心的。与此相反，后一首先言自己忘却了家乡，看似安居他乡已是笃定之举，可家乡的菜蔬却独独“妩媚”地留在心上，终年不能忘怀。以为早就断了的归乡之念，就这样被家乡风味接续起来。思乡而恐不能归，忘家而终不能舍，诗人去留不决，在于身如飘萍不自主、却总有那么一点牵念无法舍弃。在苏诗中，许多欲归不得的阻碍，无论是口头上显

在的贫穷、衰老，还是实际上隐在的政治羁绊，最终呈现为发问的姿态：“已成归蜀计，谁借买山资？”[1]362“吾庐想见无限好，客子倦游胡不归？”[1]627对于无法把握的现实，苏轼不能报以决然的态度，诗句中的转折显示了他内心的纠结。 思归故乡与安居他乡时而交替出现，时而势成两难，揭示出身处宦途中矛盾犹疑的复杂心态。二者的出现随诗人经历而有阶段性的侧重，这点前人已作梳理*参见徐立昕：《试论苏轼诗中的故乡情结》，《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该文将苏轼的故乡之思按生平经历划分七个阶段：年少初仕，便有归思；及知密州，又思归蜀；贬居黄州，不敢言归；自黄迁汝，又思归蜀；惠州贬居，罪不言归；再贬岭南，归梦成空；蒙恩北归，乡心又炽。。大致而言，在仕途平顺、境遇相对安定时，归乡之思较浓，而经历打击、身处贬所时，则因心态战栗无望而少言归意。但具体到每一阶段中，又呈现出遇境而生的情绪化。例如自惠州再谪昌化军安置、又谪儋州时，苏轼归乡之梦几已成空。此期他抱定安居之念，但“相从归故山，不愧仙人杞”[1]2320这样的希望仍偶尔闪现。在故乡与他乡之间，他的情感并非经历了从一方到另一方的简单转移。更准确地说，思归故乡与安居他乡形成了错落交织的脉络。

这种交织，不仅体现为对故乡的归心天然地以身处他乡为语境，更体现为对他乡情感的认知往往牵涉到故乡。苏轼常以对比的方式见出“厚此薄彼”来。在与他乡的对比中，家乡成为了一个被品评的对象。苏轼或以故乡胜于他乡来表达故土认同和自豪感，或以故乡景物逊色反衬对他乡的喜爱* 前者例如“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凤翔八观》其五《东湖》，《苏轼诗集》卷三，第99页。)巴蜀山水清丽，令凤翔秃山浊水自惭形秽。“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苏轼诗集》卷二十，第1036页。)在黄州偶遇故乡的海棠花，便觉它一定是“天涯流落”到此，而“陋邦”

绝不会有这样美丽的物产。后者例如“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

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苏轼诗集》卷七，第339页。)巴蜀风光逊于杭州，与其归去，不如在此与西湖为邻。。在各种角度的对比中，诗人通过主观阐释，使情感在故乡与他乡间变化游移。此外，苏轼还惯于将他乡景物与相似的故乡景物勾连起来，以“移情”暂解苦思。如“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1]1346蜀冈之地有水味如蜀江，故而得名。诗人见其名而思乡，汲水携带。是否真有“乡味”已不重要，乡情却能借以排遣。“移情”为不能达成的归心寻找到寄托，并在景物的勾连中加深了对他乡的认同。 (二)不必归乡：仕宦生涯中的自我调适

故乡他乡的对比、衬托、勾连仿佛显示出某种倾向：对他乡的情感大多以故乡为落脚点，即前人已阐述的“他乡的故乡化”*参见冯小禄：《苏轼的“寄生”故乡观》一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08年第10期。。但若从仕宦的角度看，诗中表现出对他乡的选择，反而更能揭示仕宦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在长期的他乡生活中，归乡之心才是人之常情。若将此视为常态，那么“不必归乡”可暂且看作一种“变态”。在常态的主线上，“不归”的线索时常缠绕。这线索的催生，与仕宦经历密不可分。苏轼一生中与他乡的所有关联，包括赴考、出任、转官、贬谪及途中游历，均因仕宦而起。在此过程中，他对他乡的认知和接纳，使得归乡的主线上旁逸斜出。不妨简要分析“不必归乡”的原因：首先，他乡的风土人情也许的确令人喜爱。杭州美景令苏轼一见倾心，终生念念不忘“山水窟”，甘愿自为杭人：“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1]1960初到黄州时便被鲜美物产所吸引，虽自知身为逐客也愿意安居于此：“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1]1031通过“寄兴于物”，他使异乡生活兴味盎然，而不再是难以摆脱的桎梏[2]。苏轼还往往借梦境、前生来表达与他乡一见如故的情缘。初到惠州时，他有感于吏民的亲切友好，

曾叹“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1]2071。对自己最觉亲厚的杭州，更有“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如到旧游”[1]652之语。即使最为荒僻的海南，也能成为他前生的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1]2362梦中曾游、前生曾到，皆是以一种似曾相识感将他乡倏尔拉近，变异客为乡人。对于开朗而善于发现美的苏子，喜爱他乡是种真挚的情感，这使他愿意考虑“不必归乡”。然而他乡并不总是如此温暖和美，更多时候是不能摆脱的困境。注定淹留他乡时，遥远却不变的故乡成为一重慰藉，而“不归”是自我说服，随遇而安减少了思乡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与他乡两种归处的交替具有诗人主观赋予的调适功能，一面借其表达感想，一面借其消解不能达成的愿望。若说前两种情况下的“不必归乡”出于真情和慰藉，那么在政治打压下的苏轼宣称安居他乡，便是最具主观意图的一种处理。“海南万里真吾乡”[1]2243，一个“真”字，强调了全盘接纳，何种恶境至此都视作归宿。“不必归乡”是苏轼在政治身份的束缚中坚守人格的一种方式。

综上可见，“不必归乡”并非因为故乡不好，而是因为他乡可居。以各种方式建构起对他乡的情感，不是为了将他乡变成故乡，而是为了将他乡视作归处——一个和故乡同样可归的地方。想要破除困扰求得安宁，不在于安身，而在于安心。既然领悟到“安心是药更无方”[1]475，那么所有安心之处皆可安身。至此，所谓“乡”便跳出了“乡国”之解，具有了归处的意义。思归故乡与安居他乡的交织出现在表述上形成的张力，在这种共性中得到了消解。“归”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特定的处所，这才令“此心安处是吾乡”具有合理性，也为关于归处的更丰富、抽象的思考提供了可能。

不同于所指明确的故乡、他乡，山林、田园、江湖等是地图上无法标记的归处。考察它们的表述语境，三者不约而同地作为朝堂、仕宦的对立面出现，而作为古代诗文中的传统表述，各自的意义积累使它们提炼出符号化的文化内涵，在苏诗中各有

侧重。田园指向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躬耕陇亩、自守高节的生活方式；山林则容易令人联想起南北朝以降文人对山水的游赏喜爱，以及从山林中提炼出的隐逸情怀、清高品格；江湖最早出于庄子以五石之瓠为大樽而浮乎江湖的妙想，而又更直接地上承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道德期许。由于它们自身含有与朝堂相对的意味，故而苏轼对这些归处的向往并非像乡情的纠结那样贯穿仕宦生涯的起落，而更集中出现在为官时。

(一)田园：躬耕自足，淡泊自持

“归田”是诗中习见的主题，“田”作为一种资产，是士大夫退出仕途之后老有所依的生活保障，故而辞官归田成为自然而然的思路。苏轼平生意图在多个宦游之地买田终老，正是受这种想法的驱使，加之陶诗意义的被重新认识，躬耕陇亩的生活方式被赋予与士大夫人格精神相符的清高之气，成为他们向往的人生归宿。 熙宁五年作于杭州通守任上的《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记录了一次公务中所见的苦况：

“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1]388

朝廷令下，开运盐河的百姓被迫弃置农耕，冒雨服役。诗人怀着悲悯愤懑描画百姓如牲畜一般被驱遣投身泥泞中，督役的无立足之地而与牛羊争道的场景。在此景触发下，诗人的思绪不由流转到归田。即使躬耕田亩是卑微之举，却不至于如此狼狈丧失尊严。诗人反对新法苛刻扰民，偏却被迫做这奉行新法之官，对于督役开河的公务深感痛苦。居官不任事的萧散，是因自己与新法抵牾、无由发挥才干而来，“天雨助官政”，却令百姓更加水深火热，“助”的表述暗含激愤的讽刺。此诗由不满朝政、公务之苦转而思归田，是苏诗中多见的思路。政务之苦非止于身，且伤

于心，诗人渴望以田园生活的自给自足、简朴平静得到休憩。而在与宦途的对比中，归田被定位为更值得追求的一方，实际在无形中质疑了仕宦人生的价值，至少表达了对当时政治处境的不满。

对归田的向往迟迟不能达成，令苏轼不禁自省和反思。“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1]307诗人借江神之口责怪自己的顽固不化，而将苦衷归结为“无田可归”。这说与江神的辩解显然有“戏作”成分，而不归也非因“无田”，而因报国未已，无法可归，举重若轻的玩笑中透露出深重的无奈。“出处焦虑”往往伴随北宋士大夫的仕宦理想而衍生，“王禹偁常在诗歌中倾吐‘归田未果决，怀禄常盘桓’的仕隐矛盾心情”[3]，欧阳修亦因久困朝堂而引发生命意识的悲感* 参见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一书中有关欧阳修仕宦心态的论述。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而苏轼也必将面对士林前辈曾遭遇的困境。乌台诗案后，苏轼仕宦生涯跌入谷底，以为就要终老外郡的他未料政局变动，重新卷入仕宦中心。“上书得自便，归老湖山曲。躬耕二顷田，自种十年木。岂知垂老眼，却对金莲烛。”[1]1423然而仕宦之心已渐渐淡漠，归田之计常常萦怀。在《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一中，他揭示了自己人生困境的原因：“江湖流落岂关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见，此身应坐不归田。”[1]1563流落江湖、回归朝堂，看似云泥之判，实质却一样骨肉不得团圆。这一切不自由无关命运，而真正要归咎于自我人生道路的选择——“不归田”是人生遗憾的来源。换言之，滞留宦途带来了一切动荡、波折、束缚和痛苦。 (二)山林：隐入幽境，避离尘嚣

在苏诗中，“归山”与“归田”两种表述本来并无明显的主观区分。如果定要仔细分析其意义所指，那么田园侧重于躬耕的生活方式，而山林则侧重于隐居，有避开俗务烦恼、人世喧嚣的意味。在嘉祐四年苏轼侍父还朝途中所作的《夜泊牛口》中，

已可见他的山林之愿：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1]9

诗歌描述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图景，尽管衣食住行清贫简易，但安乐自足，能够充分享受人生最基本的生存之乐。正在奔赴与此全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的苏轼，不免停下脚步反观自己的志向和选择。人生像他们这样度过本来并无不可，然而“世味”的诱惑却使人踏上仕宦的苦旅。深山中的人们看似置身蛮荒，却从不顾影自怜。相形之下，自己为富贵而汲汲奔走，岂不值得自惭形秽吗？此诗是入仕之初的反思，却并非从切身的仕宦体验出发，而是为普通百姓安居山林的生活方式所感发。诗中明确地将“深山子”守贫贱、友麋鹿的人生与“世味”、“富贵”相对，体现了“山林”这一处所与俗世价值追求的疏离。

在此后的仕宦生涯中，山林之愿亦时常被提起。有时是在山水游赏中的自然感发，因山林泉石之美而爱悦之、盼归隐：“君看麋鹿隐丰草，岂羡玉勒黄金韟。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1]199有时是被自然的生气倏尔点醒自己的归意：“林外一声青竹笋，坐间半醉白头翁。春山最好不归去，惭愧春禽解劝

侬。”[1]2607抑或是阅历世事后对山林之愿的冷静思考：“岂知山林士，肮脏乃尔贵。乞身当念早，过是恐少味。”[1]1880此处的“肮脏”正如早年描述深山子的“贫贱”、“蛮荒”一样，正是这样与“世味”不符的特征，标志着他们的可贵。“老去山林徒梦想，雨余钟鼓更清新。会须一洗黄茅瘴，未用深藏白毿

巾。”[1]2032岭南艰苦，垂暮的自己仍羁縻于仕宦之网，山林之愿已成奢望。可是以山林为归处的初衷未改，在他一生的诗中是可见的。

相比于这些直抒，观画而思归山林是另一种较特别的表达方式。上文曾言，诗人对

归处的表述也许并未做主观的严格区分，因此观画而思归的思路其实并不只适用于山林这一对象。此处对观画诗与思归山林的联系细加讨论，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归处，观画时思及山林是更自然、多见的情形。

熙宁六年十月，苏轼在太常博士直史馆杭州通守任。李颀以两轴画寄予苏轼，他观画而作《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一诗：

“平生自是个中人，欲向渔舟便写真。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年来白发惊秋速，长恐青山与世新。从此北归休怅望，囊中收得武陵春。”[1]527 “云泉”无声，如何“劝我”？是诗人看到了画中云泉之美，自己生出了抽身仕途之愿，是故，山水之美以感染的方式影响了诗人的志向，并催生出诗人对速老而不能归山的焦虑。诗的末尾，苏轼称有这幅画收进了武陵春色，北归时便不会因惦念此地山水而惆怅。北归当指日后的还朝，“武陵春”又是世外桃源之境。这一典故包含的避世隐居之意，与朝堂的归向形成对比的张力。这两轴画不仅收入了杭州的山水，更收入了苏轼的归隐山林之心，使他在不由自主的仕宦生涯中为自己真正的意愿寻觅到安放之处。另一个例子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诗人起先不惜笔墨地细致描述了画中之境，赞叹此画画艺精湛，继而直入自己的归心，“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1]1607，承接归心，诗人开始回忆自己的黄州岁月，安闲如同身在桃源，称这种归隐是人世也可以享有的。而结尾陡然翻转，“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身在尘世的自己，根本无缘寻得这样的清空之境安置自身。画中山水映衬出自我处境的无奈，徒然引人伤感，而归山之愿实际是一以贯之的。 (三)江湖：漂泊流落，疏离宦途

田园、山林是诗人理想的生活境地，而“江湖”这一归处与之相比则显出更多重的意味。观其典出《庄子》时的含义，“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4]37，“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

湖”[4]242。二者所指均是广阔逍遥的适性之处，但在后者的语境中，江湖在象征自由之外尚有一丝疏离之感。在苏诗中，“江湖”被处理为与田园山林相似的自由、隐匿之处，却比二者更为广阔、模糊、无可追寻，更加不侧重于“安”的意义，而有流浪不定的苦涩意味。由于“江湖”自身意义的抽象性，不妨先从苏诗中相对立与相关联的概念推定其内涵。

“江湖久放浪，朝市谁相亲”[1]1381，“江湖流落岂关天，禁省相望亦偶然”[1]1563，“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1]337，江湖是以与朝市、禁省、城市等相对立的位置出现在苏诗中的，可知后者所代表的宦途、政治、权力、繁华等因素，皆是江湖所远离的，这本与田园、山林具有相同的特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放浪”、“流落”是置身于江湖的方式，而在诗文的表述传统中，恐怕极少见到它们与田园、山林的搭配，这恰是由于江湖有着与之匹配的漂泊不定感。“江湖渺故国，风雨倾旧庐”[1]1812，无论田园、山林之愿，与故国并无抵触，甚至可与归乡之愿同时达成。而“江湖”却远在故国之外，“流落”的方式注定其不可能与归乡的安定并行不悖。“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1]1844与江湖出现在相称位置的“尘土”，指代一种卑微低下的处境，可见“江湖”相类地代表了流落无依的较低的生存姿态。在描述他人遭际的诗中也可寻出旁证：“朝游云霄间，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1]294“云霄”与“江湖”，不啻天壤之别，从至高的权力中心到追随屈子的脚步，“江湖”意味着遭受政治的放逐，这与田园山林生活的安逸幸福具有明显的情感差别。“江湖”所指代的人生阶段，是例如“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1]1321的黄州时期，是仕途失意、流落在外的漂泊岁月。“流落江湖”正是苏轼对这些人生阅历的回望与总结。

即便如此，江湖依然是诗人甘愿选择的归处。“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1]1870，江湖之所以可归老，是因它虽与穷愁相伴，却毕竟是远离朝堂的所

在。“不辞破作两大樽，只忧水浅江湖窄”[1]1277，诗人流落之所是束缚未脱、世道艰难的江湖。可真正的江湖，那个庄子可乘大樽以游的江湖，当是鸟飞鱼跃、各遂其性的。“幸推江湖心，适我鱼鸟愿”[1]1521比起在朝的无奈厌倦，归湖依然提供了获得自由的可能。江湖因而成为梦寐以求的归处，而此梦的不能达成亦令人分外伤感。“江湖来梦寐，蓑笠负平生。琴里思归曲，因君一再行。”[1]1935

需附带提及的是“江海”这一与“江湖”意义相类的表述：“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随白发阑”[1]1592，“宦游久不乐，江海永相望”[1]723，苏轼往往在诗中将“江海”定义为自我归宿，与身处其中而感到彷徨不乐的宦途相对。“宿缘在江海，世网如予何。”[1]12，江海与宦途、市朝、世网的相对，意味着它大致可视为“江湖”的一种变相。江海与俗世喧嚣无所关涉，故后者对寄身江海的诗人无可奈何。但身处江湖中的自己，却并非完全逃离了政治侵扰、世道磨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海比江湖的疏离世事之感更为彻底，而更少流落孤清之意：“老去心灰不复然，一麾江海意方坚”[1]17，苏词中亦有名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5]。苏轼笔下关于寄身江海的表述，大多比投身江湖呈现更加潇洒决绝的姿态。对漂泊之苦的消减，使“江海”值得抛却羁绊一往无前。

要之，田园、山林、江湖、江海等关于归处的表述，共同标志了对仕宦的背离厌弃。前两者仍含有躬耕、隐居等自我生存方式的具体设想，而江湖、江海的归老之思则剥离了对田园山水之美的外在需求，以其渺远特质及明确的人世疏离感，逐渐指向人生归宿终极意义的思考。 (一)“只有无何真我里”

无何有之乡，典出《庄子·逍遥游》，意指空无所有的地方，后多用以指空洞而虚幻的境界或梦境，亦引申为逍遥自得的状态。由于“乡”的处所之意，庄子虽以无

何有冠之，它依然成为一个看似可以捉摸、到达的地方，是以苏子的智慧不会错失的理想归处。熙宁八年正月，苏轼在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任，曾作一诗寄答乔太博，其中有言：“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叹。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须臾便堪知，万事风雨散。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逝将游无何，岂暇读城旦”[1]613，这是苏轼较早提及“游无何”的志愿。之所以作此选择，是源于前此对人生逐渐透辟的认识。人生短促，间杂忧乐歌笑，自己全情投入的喜怒哀乐，岂料只是冥冥中不可违拗之外力的戏弄。待到醒悟这一点，人生万事皆如风雨飘散，虚幻无踪。既然如此，看似万象丛生的人间与空漠的无何有之乡本无分别。诗人对此终于了悟，游于无何方是摆脱情绪侵扰与造化戏弄之法。不难见出，对“无何有之乡”的选择乃以人生本质的思理为基础。

元丰七年冬，苏轼在与南迁归来的王巩的唱和中，再次讨论了人生出处与归宿的问题。“君知先竭是甘井，我愿得全如苦李。妄心不复九回肠，至道终当三洗髓。广陵阳羡何足较，只有无何真我里。”[1]1293诗人称，历经宦海浮沉，现在只愿如无用的苦李得以保全自身。在“广陵阳羡”句下，苏轼自注：“余买田阳羡，来诗以为不如广陵。”对于王巩与自己不同的归所选择，苏轼采取了超越现实人生、转换概念的调节策略，认为二者本无足较，因为“无何有之乡”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尽管如此说，他依然心系买田筑室，可见关于归处的思考原是分别为两种空间：在现实人生中，必须选择一个确实的归老处，而在精神世界中，唯有哲学思考才能通往“无何有”的终极归宿。而对后者“真我里”的强调，透露出前者不过是暂时的寄寓之所，与“吾生如寄”的一贯思考相契合。 (二)虽在海外，未尝不归

苏轼晚年谪居海南，此时的人生思考已臻圆融之境。他曾作《和陶归去来兮辞》以自解自明，题下小叙曰：“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1]2560无何有之乡既存乎心中，则随他漂

流何处，终不能离弃。树立了这一观念的苏轼，已非现实中地域的变动迁徙可以夺其归宿了。无何有既然空无一物，便不需要任何外物的附加以为标准，对所遇之境都不必再作要求。同样的，此时的“归”也去除了“归乡”之归那样“回到原来之处”的方向性，而只意味着对安心之处的寻找向往。是故，岭南是归，海外是归，“海北天南总是归”[1]24。至此，苏轼不必再对他乡作故乡的转化，或寻觅各种可以安居的理由。仕宦人生令此身如传舍般不定，永远在不自主的变化中，诗人分外向往归，却不能将归所加诸任何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那么便索性在内心葆有一个“无何有”的终极归宿，而在现实中赋予“归”变动不居的内涵，让它不拘所适，处处可归。思归故乡与安居他乡呈现遇境而生的随意化，其实正由于在吾生如寄的觉悟下，现实人生的所有归处都具有“寓所”和“归处”的相同本质，对它们的评判实无高下，可以依据诗人的情境随意渲染。

若定要从宏观上给予某种变化式的描述，苏轼的归处思考大致经历了确指的处所、笼统的处所到以哲学思辨的抽象概念为旨归的趋向。在此过程中，庄子的智慧是其消解人生困苦的良药。“寓形天宇间，出处会有役。澹然都无营，百年何由毕。山林等忧患，轩冕亦戏剧。……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出岫本无心，既雨归亦得。”[1]1757苏轼对“归处”最高程度的处理，是令一切归处在“吾生如寄”的前提下、在齐物的眼光中消弭了差别，从而无所不可、随遇而安，出处矛盾也由此得以化解。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归处的思考也许遵循着随阅历而成熟加深的逻辑走向，但在诗文中并不体现为与人生的历时线索完全一致，各种归处的选择错落出现在不同人生阶段和语境中。这些思考过程，不仅丰富了其情感表达，亦流露出诗人在跌宕生命中消解困苦、自我说服的内心理路。此外，即便是在“随遇而安”的归处中，诗人也从未明确指涉过朝堂。仕途与归路，仿佛天然是相反方向。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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