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家文化对于朝鲜的影响

公元前1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出现了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佛教最早传入的国家是高句丽，372年，当时前秦苻坚派使者送给高句丽小兽林王佛经和佛像，小兽林王也遣使答谢。这可视为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标志，佛教传入百济、新罗的时间稍晚于高句丽，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百济和高句丽后，派出大批僧人来中国求法和巡礼，回国时携带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和文物，在国内开山授徒，形成了 “五教九山”。“五教”是5种佛教宗派，即涅架宗、律宗、华严宗、法相宗、法性宗。“九山”指的是佛教禅宗的9个派别。当时中国与新罗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有时还进行争论。

继新罗王朝的高丽王朝时代，中国与高丽的僧人继续互访、交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高丽僧谛观、义通和义天。唐会昌灭佛，加上唐末战乱，中国大量佛教经典被毁或散佚，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门派天台宗和华严宗都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地。960年高丽僧谛观携《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经典来到浙江螺溪定慧院，师从义寂，将从高丽带来的天台宗教典“悉付于师教门”，从而使“一宗教文复还中国”，对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功不可没。谛观在就学期间，曾写了（天台四教仪）一文，对天台宗的教义进行了高度概括。高丽僧义通（927－988年）由海路来华学习佛法，学成后想回国被钱惟治（吴越王钱做之子)挽留，于是留在中国宣扬天台宗教义，后圆寂于中国，葬于宁波阿育王寺西北，被尊为天台第16祖。高丽王子义天（1055-1101年）率弟子寿介搭乘海船入华求佛，后师从华严宗的净源法师，义天学成回高丽后，不仅保持着与净源法师的联系，将青纸金书晋译（华严经）300部和建经阁之资带给净源法师，在净源法师圆寂后还派弟子寿介前往杭州祭奠，并带去黄金宝塔一座。而且，义天也在高丽大力宣扬天台宗的教义，创立了高丽天台宗。他从辽、宋、日本等地收集了4000余卷佛经，编出了（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并按这个总录刊行了{高丽大藏经续藏)。（高丽大藏经续藏）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6-7世纪，新罗出现了花郎团组织，就是在良家子弟中挑选容貌端庄的女子为原花，

有德行的男子为花郎，组成青少年团体。后来花郎被认为是“弥勒净士”，变成一个既是宗教、又是政治性的组织，在新罗统一百济、高句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高丽王朝中期后，禅宗特别是曹溪宗在朝鲜半岛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知讷（1157-1210年）。他对中国南宗禅分为五家七宗，主张“以心传心，教外别传”很有看法，他系统地阐述禅宗理论，对中国的禅学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教是世尊口授，禅是世尊心禅，世尊之心口当无异，因而教禅同出一源，相辅相成。这种看法与稍前的义天有异曲同工之处，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二者各有偏执，他提出了“兼修”的主张，以教宗为主，融合禅宗。继知讷之后，曹溪宗的第二祖慧谌更主张弘法与护国结合起来，认为弘法与护国是统一的；把尧风舜日与禅风佛日相提并论，表明了儒佛融合的倾向。还有，唯识宗五代后在中国衰落了，可是在高丽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朝鲜半岛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