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研究：文化艺术研究的沉重转身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转型期，在党的国家对文化建设、改革发展进行战略部署并深化改革的特定阶段，文化艺术研究开始初步呈现“沉重转身”。面对新世纪以来的这一变化，早已了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同时出现了多种相互轻蔑甚至敌对的声音。这一状况既反映了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同时反映了人文知识分子尴尬的历史境况。

在市场经济建立、大众文化流行、文学边缘化的90年代，在人文知识分子高呼“文学危机”（比如“人文精神”讨论）、同时为文学寻找新的出路（或者捍卫、固守纯文学立场等）的同时，一批人文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并致力于“文化产业”研究。十年来蔚然成风，形成了较大影响，该领域开始出现经典学者（如“文化产业三十人论坛”中的学者就是在各高校、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机构的领域人物），学科建设也已开始并建构起本科、硕士、博士的学历教育。

从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即“文化产业”）形成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欺骗，都费斯克重视大众文化的自洽功能、倡导文化经济，从90年代内地人文知识分子从“”以来的启蒙主义立场反思人文精神的失落（以及对这种反思的批判，如“告别启蒙”、“告别”、“拒绝崇高”），到党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为依据开始提倡、强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再到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介入，这种在不长的时间产生的巨大的转折令每一位严肃工作的知识分子感慨良多。

实际上，仔细品味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当然是部分人）中的这一转折，其中的意味是沉重的。

首先，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不是人文研究的主动转型。十年来，文化产业研究的有效性取决于采纳其研究成果的可能性。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品格主要体现为服务党的文化建设的实证性研究品格。这一实证性研究品格与原来作为“基础性研究”的文化艺术研究品格格格不入，它带有明显的官方学术、官方学者的浓重气氛，而这种品格是原来的文化艺术研究所显在或潜在地排斥的。比如“纯文学”创作及研究近百年来与“时政”、“商业”一直保持着距离，反对后者对前者的入侵。因此，在部分知识分子将文化艺术的商业化运作、产业化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为此出谋划策时，势必将带出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研究脉络中那些尚无答案的“纠结”：“文学性”如何维持？知识分子的品格如何坚持？民间立场如何确立？不用说，这些问题在文化产业研究介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显然被突出出来。

其次，文化产业研究的“性”品格没有建树。文化产业研究属于国家智库、顾问层面的身份和角色，它的这一定位目前存在若干相互矛盾的问题：

一是研究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因为该研究的实证性品格，多出身于人文学科的文化产业研究者，很难将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性成果带入文化产业研究，从而使该研究直接建立在党的的既定方针指导之下，搁置了对重大文化理论问题的创新和反思，

而直接进入操作层面的论证、设计和实施。另一方面，因为与行政方面的多方面脱节，导致大量所谓的研究成果成为学术垃圾，貌似瞄向服务进行文化改革发展的研究，实际上大部分缺乏“参谋价值”，从而无法真正“供应”智力支持需求。

二是文化产业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矛盾。出身于人文研究的文化产业研究者，天然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对文化发展的想象、对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等等这些属于原来自己坚持的研究思路和思考不“适用”于文化产业研究，同时，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吁求也了这些研究内容的充分表达，二者夹击造成了目前文化产业研究性的丧失。其实，看看兰德公司、亨廷顿、约瑟夫·奈，西方国家第三方研究机构等等，它们为文化建设提供的报告，既有对文化建设的宏观判断和理论前提，同时又有战略思考和制度性设计。不客气地说，我们的并不在乎甚至不尊重知识分子的这一类的深度思考尤其是制度性设计，这一态度当然与文化产业研究者在这一方面的有关。

三是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之间的矛盾。对于大众文化，人文知识分子一直取批判性姿态，但是文化产业研究与站在同一立场上，或者说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依据为依据，价值取向自然倾向于主旋律与多样性文化需求的双重肯定。这与官方学者品格问题关系不大，而与人文知识分的思考关系重大。

什么是文化艺术研究领域的“思想、转变观念”？这个问题，对文化产业研究和人文知识分子而言，一点儿也不轻松。在知名文化产业研究者那里，有的试图建立对“文化”的全面理解，以影响对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的深入思考和制度设计；有的批评尖锐，对为改革而改革、一哄而上、不尊重改革对象的实际利益等等提出批评和建议；有的则对制度设计、路径选择等提出合理化建议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人文情怀的具体体现。但是同时，比之更突出的，是文化产业研究的功利主义。功利性自不待言是文化产业的特征，无可厚非，但是功利主义却伤害了这一年轻学科。很多问题都没有研究清楚，就仓促忙碌于项目开发，给这里做规划，给那里搞设计，到这里高谈阔论，到那里发表演讲，实实在在做出有价值的东西的少，糊弄糊弄搞文化生意的多。久而久之，这种负面影响产生，实际上也开始了新一轮对文化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