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一)——回忆我的知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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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一)

——回忆我的知青生涯

◎周

延

写在前面

1972年3月2日，本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终身难忘、刻骨铭心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年仅16岁的我响应国家的号召，打起简单的背包，在一阵喧天的锣鼓声中登上一辆敞篷大卡车，被送到3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成了德阳县鄢家公社五大队五生产队180多

我进城以后很久，已经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住上现代化的楼房，我还做过这样的梦，说明这段经历已在我心中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烙印。

离开农村以后，我就一直想把当知青这段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看了很多人写的知青生涯回忆录以后，我曾经想过，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在农村时既没有轰

新。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才鼓起勇气，下定了写作回忆录的决心。

今年夏天，德阳气候炎热，我们夫妇联袂前往什邡石门洞山区避暑。山村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生活悠闲，为写作创造了非常良好的条件。于是我每天上午游山，午间小睡后便打开手提电脑写作，并以此作为远离麻将桌的充分理由。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居然完成了逾两万字的初稿。回德阳后，我又在此基础上继续补充完善，形成了这样一篇稿子。虽然水平有限，但几经增删，反复推敲，相信也不至于贻笑大方，可以敝帚自珍也！

一、下乡第一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毕业以后下乡插队当知青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当时的县革委会规定，初中毕业生以16岁划线，年龄超过者不能上高中，一律下乡。当时我已经年满16岁，再加上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我下乡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记得那年的春节是2月15号，春节后不久，学校就在2月26日给我们发放了初中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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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之前的照片初中毕业照

名农民中的一员。尽管那时的我不过是一个身高刚过1.5米，体重79.5斤，满脸稚气的小屁孩。

从下乡那天开始，直到1977年1月17日离开农村进入东方电机厂，历时四年零十个半月，这段经历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曾经多次做过这样的梦：一打开房门，柜里没有米，缸里没有水，灶前没有柴，我着急地想，今天吃什么呢？记得

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惊心动魄的经历，甚至没有爱情的风花雪月，这些经历充其量就是一个普通人经历的平凡琐事，还有没有必要写下来呢？

随着时间的消逝，知青的岁月距离我们越来越远，已经逐渐地被漠视，被淡忘。这些经历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必将渐渐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殆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往知来，温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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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知我们尽快做好下乡准备，很快就要出发。

4天以后的3月2日，德阳红旗广场(今天的文庙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县革委会在这里召开欢送大会，1000多名十六七岁的小青年背上简单的行装，乘着解放牌大卡车，踏上了自己新的人生里程。说实话，当时一些企业正在从知青中招收新职工，人们普遍认为下乡只是短时间的事情，迟早要回城，所以大多数年轻人对于下乡都没有多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见多识广的家长们可没有这样轻松，我记得婆婆(祖母)、孃孃(五姨)和我父母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到广场来送行，爸爸还上了卡车，直接把我送到村里。

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是乘卡车出行，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享受，因此同学们颇为兴奋，有人在说笑，有人在观赏路边的风景。车开出城不久，一个女生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其他同学不但没有受她的影响，脸上露出“何至于此”的表情，甚至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她，觉得她似乎有点矫情，却不知道她居然一哭成谶，无意中向我们预告了知青生活的艰苦和前途的坎坷。

上午11时许，汽车到达了距离德阳县城30多公里的鄢家公社所在地(今德阳市罗江区鄢家乡)。记得公社开了一个颇为正式的欢迎大会，请我们吃了一顿在当时还算不错的中午饭，然后就把我们分配到各个生产队了。我被分配在鄢家公社五大队五生产队，是现在的凤凰村五组。和我分在同一个生产队的知青还有在德阳初中与我同级不同班，并且颇为要好的廖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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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午饭，我们(当然还有专员”的杨学荣大叔，这是一个长着程来送我的父亲)就跟着前来接络腮胡子，说话声若洪钟的大汉，我们的乡亲们往生产队走去。顺就住在我们知青点隔壁。杨指导便说一句，步行是当时最主要的员为人正直、谦和又能干，很受乡出行方式，况且当时我们生产队亲们的尊重和拥护。我在五年的也不通公路。

农村生活中没少得到他的关照。我们的生产队坐落在公社辖可惜当我1992年再回到杨家湾区的南部，与罗江、蟠龙接壤，距时，看到的已经是他的坟墓，无缘离公社所在地大约12里(当时农再见了。

村通用华里)，地名叫做杨家湾。二、杨家湾

快走到目的地时，乡亲们自豪地杨家湾是我生活了近五年的对我们说，前面树林最浓密的山地方，从16岁到21岁，我在这里头就是杨家湾。因为当时农村的度过了五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树木大都在“大炼钢铁”时被砍伐息”的农村生活，给我留下了极为一空，只有杨家湾的树木不知道深刻的印象。

什么原因逃脱了厄运，被留下来杨家湾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了。

方，梁子上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和生产队所在地属于丘陵地灌木丛，也有大片的农业用地。区，地形是三条山梁(当地称为梁子中间分布着农家院落，房前)及其夹成的两条山沟，大屋后有成片的竹林。生产队专门点的山沟是杨家湾，小点的叫范为我们修建的知青点就坐落在农家湾。杨家湾的住户都姓杨，范家院落中间。知青点一共八间房家湾的住户则主要是范和叶两屋，排列成“L”形状。老大哥张XX姓，但杨姓明显多于其他两姓之住两间，一卧一厨，两位女知青合和。而且队里的大部分人家(知住两间，一卧一厨，其他四位男知青除外)相互都是亲戚关系。

青都是两人一间，另有公用的厨生产队给我们分配的住房坐房和厕所各一间。房屋全都是草落在杨家湾的南沿，是生产队专房，顶上是稻草(两年后升格成瓦门修建的知青点，加上我们一共房)。照明使用煤油灯，吃水要到有7个人，5位来自德阳，其中有下面山沟里的水井去挑。每间厨1969年下乡的一位老知青张XX，房里有一个土灶，燃料是树枝树有省建一公司的女知青还有我和叶和植物秸秆。由于我们生产队

另一位同学。其他两位是来自成都的“国家建委三局二公司”的知情。7人中除了一人是老知青外，我们6个人都是1972年春节以后新下乡的知青。

生产队的领导是被称作“指导

今日杨家湾

“梁子”ＪＩＤＩＡＮＢ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ＤＡＮＧ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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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最年长的是同我们住一个院落的杨家贵大哥，他也是这一辈里最早结婚生子的，到我离开农村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儿子了。这一辈的有生产队仅有的三个初中生杨家生、杨家全和杨家11

植被丰富，所以不缺柴烧，这一点比其他绝大部分知青都优越，我们也颇为得意。

杨家湾的得名，当然是因为湾里的住户都姓杨，而且彼此都是亲戚。在杨家湾北沿中部坐落着杨氏家族的祖坟，高大的墓碑华富贵”几个字，反映了农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热切期望。

三、生产队概况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地形由“三山两沟”组成，与邻队以山梁为界，形成一个类似“m”的地形。的上部有一个水库，提供农业齐，其中杨家生是指导员的儿子，“m”

上清楚地记载了杨氏祖辈的辈分排序和直系亲属名单，堪称杨家的石刻家谱。我从墓碑以及村民的介绍中知道了杨家的部分字辈排列为“礼-学-家-生-有-余-丰”。

在我下乡的时候，“礼”字辈仅存1人，就是生产队里唯一的富农杨礼端。他的成分属于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但由于同时又是杨家仅存的“礼”字辈长辈，所以人们对他总不像对其他的“阶级敌人”那样无情。尽管如此，他的命运还是挺坎坷，老婆早死了，两个儿子尽管都很聪明能干，但因为成分高，连媳妇都娶不上，而且都很早就去世了。特别是他的小儿子杨学保，智商情商都很高，是我们知青点的常客，也是我的好朋友。可惜在我们离开农村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他还不到40岁。

“学”字辈的是当时队里的主体，指导员杨学荣、生产队长杨学田、记工员杨学润等等都是这一辈的人。我印象较深的有“学”字辈的老大哥杨学成，诙谐幽默的杨学武，当过兵见过世面的杨学庭，还有身材魁梧同我打过一架的杨学平。记得他听说毛主席去世后随口说了句“他死和我们有啥相干”，加上出身中农还擅自在屋旁的山塘里养鱼涉嫌“搞资本主义”，被抓到大队去批斗，连气带惊吓，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死过去，好不容易才被抢救过来。

“家”字辈的就是我们的同龄

就住在我们隔壁院子，因为年轻而且有文化，和我们知青的关系相当好，后来我每次回村都会去看望他。这一辈我印象较深的还有杨家生的堂弟杨家田，他教给我不少农村谚语。比如气候谚语，“七月秋风渐渐凉，八月加衣裳，九月微微冷，十月还有个小阳春，冬月真正冷，腊月又开春。”又比如农事谚语“正月嗨(玩)，二月混，三四月送栽秧粪，五月六月不得困(睡觉)。”

至于“生”字辈的当时只有三个人，即杨家贵的两个儿子和杨家生的大女儿。杨家生这个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两个知青各给她取了一个名字，我取的名字被采用，没有按照辈分，名叫杨冬梅。

范家湾那边人比较少，但也是人才辈出，最出名的当然是范华宝，他读到中专毕业，并且在都江堰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堪称生产队里的“最高知识分子”。还有大队长范华云，大队妇女主任曾明珍，大队民兵连长曾正富，以及大队团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范华玉。我记忆比较深的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叶富全，他教给我的抽叶子烟的诀窍不仅非常生动形象，而且完全符合化学课本上教的“燃烧三条件”，说是“一要烟杆通，二要裹得松，三要明火点，四要吧嗒凶”，我至今记忆犹新。有趣的是，范姓和叶姓的字辈排列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荣

灌溉用水，沟尾部有一条横贯的小河，可以发挥引洪排涝的作用。

生产队共有350多亩田地(能灌水栽秧的叫做田，其它的叫做地)，生产队有近190人(包括知青)，人均耕地不到两亩，土地资源相对贫乏，但是由于我们那一带幸运地处于都江堰灌区的边沿，通过提灌设施的帮助，还能够享受到老祖宗创造的“自流灌溉”，再加上位于丘陵地带，居然水旱不惧，旱涝保收。可是由于地多田少，土地贫瘠，肥料缺乏，农具陈旧，农业技术落后，所以农业产量不高，村民生活困苦，处于温饱线之下。

生产队里只有农业，没有任何副业，因此经济条件较差。山沟里的梯田都是水田，一年两季，一季水稻，另一季是油菜或者小麦。梁子上因为灌溉比较困难，主要的农作物是红苕、棉花和花生。在一些坡度较大、土壤贫瘠的坡地上还种少量的玉米或者豌豆。农业生产几乎完全使用农家肥，化肥都是奢侈品，所以农作物产量很低。那时候农业技术很落后，农具是锄头、扁担、镰刀、撮箕、箩筐、粪桶、犁耙；劳动方式是纯人工，即肩挑背磨，锄挖刀割，犁牛使耙；稍微和现代化沾点边的农具就是喷雾器和脚踏打谷机，后来好不容易添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还归生产大队统一管理，而且完全用来跑运输。但是不得不说明的是，当时生产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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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是有一样比较现代化的东西——有线广播，后来还升级了对讲功能！

我们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要出工，即“出早工”，干一两个小时活后再回村去吃早饭。农民家中可以留人做饭，我们知青就只有收工回来自己做饭。吃完早饭又出工，中午一点收工；下午三点出工，天黑收工；到了农忙时节，晚上还要加班。这样下来，一天的劳动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还是挺辛苦的。

我们生产队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虽然距离公社12里，距离罗江镇(当时没有设县)7里，当时用我自己的话说，“连鸡公车都不通”(一种四川特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交通全部靠双脚，运输只能肩挑背驮。直到我回城前两年才修通一条“机耕路”，即一条宽两米的土路，还只能通到大队部。

队里的农民受教育程度差，整体文化水平低，除了我们知青之外，只有三个初中毕业生。因此我们这些在城市里正规学校上过学(尽管也都只是初中毕业)的知青居然成为生产队里的“知识分子”。后来公社试行推广的化学灭虫、化学除草、新法栽种等农业新技术，我们知青都成为当然的主力。

四、初学农活

我们下乡的时候，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还相当低，农业生产

的硬件、软件都还和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完全一样，全靠老天，全靠人力，全靠口口相传的传统经验，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

由于我们知青都是在城市长大的，对于农村的一切都不懂，都要从头学起。第一天早上天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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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队长就在山沟对面高喊：“出工了，出工了！今天都在梁子上挑沙凼！”听得我们几个新知青一头雾水，什么是“梁子”，“沙凼”又是什么东东？老知青就向我们解释，“梁子”就是山坡，“沙凼”就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专门在山坡地边上留下的坑。下雨时，雨水先流到沙凼里，随雨水冲走的泥沙会大部分沉淀在坑底，减少水土流失。农闲时，人们再把这些泥沙挖起来送回地里，由于使用的工具是锄头、扁担和撮箕，因此称为“挑沙凼”。

别看农业劳动都是体力活，不经过一番学习、练习还真的难以掌握。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插秧了。这是农村里技术难度最大的农活之一。插秧者要两腿叉开，弯腰站在水田里，把秧苗一株一株地快速插入稀泥中，不但要插得快，插得稳，还要求秧苗排列整齐，间隔均匀。高手插秧，又快又准，一排排秧苗横平竖直，比尺子量的都平直，看上去就令人佩服。杨家贵就是全队的插秧高手，可以说看他插秧是一种享受！宋人虞似良有诗云：“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插秧虽然辛苦，但是那个劳动场面真是使人赏心悦目！当然轮到我自己真的身临其境就不轻

松了！分秧苗，多少不匀，插得好像瘌痢头；插秧苗，轻重无度，有的刚插不久就飘起来了，有的隔得太近，有的隔得老远，有的弯过去，有的曲过来，看得连自己都摇头！更要命的是插秧速度太慢，两边的农民一会儿就把我甩出老远！眼见得其他人都插到田边了，我还在田中间凌乱，人家干脆不客气地把我后面的地方都插上

秧，使我前进不得，后退无路，被“关”在田中间，最后尴尬地从栽好的秧苗行间爬出来，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据说，这是大多数初学者都要享受的“特殊待遇”，使你终生难忘“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经过五年的艰苦磨炼，可以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浇肥浑身臭，挑担肩红肿。我终于熟练掌握了大多数农活的要领和技巧，不管是挑重担上山下坎之类的重活，插秧割禾之类的难活，还是舂“鐙撬”、打连枷之类的“技术活”，我都得心应手。特别是像踩打谷机这样需要手脚高度协调快速操作的农活，我更是比大多数农民都要熟练；还有喷洒农药之类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活，那就成了我们这些“读书人”的专利！

当然，实话实说，由于我年龄小，个子矮，力气小，像犁牛使耙这样高强度、高难度的农活确实没有学会，不能胜任。其实不光我一个人是这样，我们生产队中也只有张XX大哥一个人能够同农民一样会犁牛使耙。

但是扬长避短，我运用在学校里学习过的知识，并购买了许多书籍，结合生产需要，学习掌握了大量有关农事节气、农业气象、土壤改良、合理施肥、水利设施、水土保持、品种改良、合理密植、植物保护、农业机械化等相关知识并且在实际生产中积极应用，尽力促进了科学文化知识在农村的普及应用，被农民以及其他知青半开玩笑地称为“周秀才”。这一方面我会在后面用专门的篇幅来回忆。

(责任编辑

郭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