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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立场论研究述评

来源:锐游网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2期

女性主义的立场论研究述评

戴雪红

【内容提要】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立场论是认识论的一项成就,它有助于解决一些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中遭到歪曲的论题。本文首先界定了立场概念的基本内涵,然后重点阐明女性主义立场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女性主义立场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建构起来的。本文详细论述了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主要特征及其政治和实践策略,剖析了女性主义立场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这体现在与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本文试图为国内学界深入而细致地了解女性主义立场论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其争议提供参考。

【关键词】女性主义 立场论 马克思主义 思想渊源

作者戴雪红(1968-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南京 210093)。

女性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在一般人看来,政治只会阻碍与损害科学知识的生产。不过,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挑战了这个预设。起源于1970-1980年代的女性主义立场论,即是对知识生产与权力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的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不仅作为一种解释的理论,而且作为一种方法或者方指导了女性主义研究。

一、立场概念的基本内涵

立场论主张只有从恰当的“立足点”或“立场”出发,才能得到正确的知识。立场理论的基本概念在于指出我们对于所处的生活世界之所以有不同的认知,主要是源于所处的社会位置的差异。立场论深入分析了个人的位置对其生活的影响方式。它侧重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等影响社会地位的方式以及这些地位所带来的种种体验。立场论强调社会由等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构成。因为文化赋予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以不同价值,但每个人的体验都只能基于其所属的某一个种族、某一个阶级。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立场会影响其所知、所想和所为,还会决定其对社会生活的整体认识。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讨论的“主人与奴隶”的辩证关系是立场论的来源。任何社会只要存在权力关系,观察社会生活的视角就不会局限于一种。每个人都是以其所属社会群体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的,而且每种视角都有其局限性。“立场论隐含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尽管所有观察社会生活的视角都有其局限性,但是其中一些视角的局限性大于另一些视角。等级制度中的当权者在维护其地位中享有既得利益,因此他们的社会生活观念被歪曲的程度比那些从现有权力关系中所得甚少甚至一无所得的人更为严重。导致从属群体的认识更加全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既要明白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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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明白当权者的想法。为了生存,被压制者必须了解当权者,但当权者则无须了解被压制者。”因此“立场”的建立与确立其实是对主流霸权话语的对峙、对抗、乃至于可以对话而不再否定与漠视的过程。

立场论认为,相对于传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中的男性而言,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女性、少数民族、同性恋者、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者、双性人以及其他处于文化中心以外的人,被视为“他者”或是“边缘份子”,而在社会体系与机制的运作中,这些“他者”往往成为被主流优势群体所忽视与压迫的“外人”。但是“他者”对于社会的运行方式具有独到见解,观察社会的视角可能比那些处于中心立场的人更真实、更公正、更有层次,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可以让我们了解社会的运行方式。立场论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影响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及其角色、活动、优先计划和情感。这个观点特别有意义,因为女性和男性一般占据社会中不同的立场。女性立场理论即聚焦于女性,从其日常生活中作为“她者”的经验出发,以能检视出社会结构中隐而未现的深层结构。然而,女性立场理论并不视所有的“女性”为一全体,它其实承载了多重情境中不同的女性经验。也正因为情境的分析极为重要,因此有越来越多女性立场理论的研究,逐渐从马克思所言的“单一”女性立场转变到多元女性立场的呈现。换句话说,女性共有的、历史的、在被统治环境下的社会再生产关系是女性立场的基础,但在社会权力的每日运作上,性别、种族、阶级、地域与年龄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权力不平等的群体立场系统,其透过同盟与压迫的变动而互相联结。

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2003)总结了立场论中的几个中心主题:“首先,社会如何构造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物质生活既使人们能够逐渐认识自己以及周围世界,但同时也了人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认识。”“其次,当物质生活按照等级来组织时,就像社会是由阶级、性别、种族或民族、宗教或其他形式的压迫和歧视来构建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这种等级关系的理解在某些方面通常是完全相反的,而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这种等级关系的理解则往往是歪曲的。”因此,“第三,压迫者的这种错误而片面的观点被当作‘真实的’并被付诸实施,因为所有人都被迫生活在为满足压迫者对自己和社会的理解而设计的社会结构和各种机构中。这些等级结构和机构都参与到概念化实践和意识形态中来,并将其固化和传播开来,认为它们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令人满意的,从而强化着它们持续不断的权力。”“第四,因此,这就需要科学和政治学从压迫者的制度化视野‘之后’、‘之下’或者‘之外’来观察世界。这样看来,采取一种立场就是一种成就,而不是一种归属。它必须为反对由主导群体使之成为‘自然’而‘明显’的实在而斗争,为反对仍在进行的政治上对受压迫群体的剥夺而斗争。”“第五,获得某种立场就会带来的可能性。”

二、女性主义的立场论探究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立场论,由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阿莉森·贾格尔(Alisson Jaggar)、桑德拉·哈丁、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多罗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简·弗拉克斯(Jane Flax)、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所发展,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建构起来的。简单地说,女性主义立场论 ① 朱丽亚·T.伍德:《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与文化》,徐俊、尚文鹏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5页。

② 桑德拉·哈丁:《立场方如何影响社会科学哲学》,特纳、罗思主编:《社会科学哲学》,杨富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9、330、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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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女人生活所处的情境比男人生活所处的情境更能产生较真的知识;主张男人的统治位置会导致片面、荒谬的认识,女人的从属立场则有更完整认识的潜能。女性主义的立场论认为,立场论是建立在通过明确地把女性及其直接经验作为分析的核心这种方法而得到的有关认识论和方原则的基础上的。以立场为主导的理论家认为他们能运用女性的经验分析和社会关系,用这种方法可以克服启蒙运动提出的“实证主义”的以单一性别为中心的两分法——例如文化对自然、理性想法对非理性情感、客观性对主观性、公共性对私人性——这种两分法也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建构了知识产品。总之,女性主义立场论是认识论的一项成就,它有助于解决一些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中遭到歪曲的论题。

1.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思想渊源

一般说来,女性主义的立场论是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它源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卢卡奇的思想。卢卡奇指出,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构成了无产阶级立场,但是,无产阶级立场不是某个个别工人的生活经验和信仰。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立场在认识论方面与资产阶级相比更为可取,因为无产阶级立场促使工人阶级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神话,并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更为清晰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实规则,并且揭示了包括它自身统治地位在内的那些现实的潜在原因。”换言之,应该偏重那些利益最接近人性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在认识论上优于资产阶级的观点,其原因是无产阶级观点使现实不神秘,并且解释了支配背后的潜在原因。卢卡奇指出,立场是建立更美好的社会的理论远见,而不是某个阶层日常生活实践的总结以及在这种总结基础上选择的立足点。卢卡奇讨论的主要是作为受压迫群体的无产阶级,他们具有一种不受一般法规节制的认识或立场认识论。在卢卡奇看来,这主要起因于生产过程中的共同改变;不过,这种观念的隐含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批判意识根源于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的记忆和理想,而这种生产是以手工业为基础的。但是如果女性作为一个群体不能“无意识地”认同立场认识论,那么提高思想意识的组织就是必需的,或者激励女性作为一个阶级必须提高觉悟(即意识觉醒)。哈特索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指出,女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女性觉悟的要素。尽管女性也为攒钱而工作,但按照习俗,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家务劳动和育儿。她断定这类活动带来了一种关联的、综合性的、取决于环境的以及肯定生命的意识,它同“抽象的男性气质”相对立,后者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世界中的男性活动。女性意识为“女性主义立场”奠定了基础,人们可以依据“女性主义立场”批判父权制意识形态和惯例。但今天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更倾向于把立场论当作批判和改造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她们认为,女性立场的潜在性超过了实际的性。这是一个不同于卢卡奇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受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女性主义立场论提出:“女权主义理论聚焦于性别的差异,聚焦于女性与男性境遇之间的差异。那些能够利用这些差异的人就此获得了科学的优势。”换言之,女性主义立场论之所以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传统,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都认为知识是坐落于特定社会情境中、反映该社会中的价值与利害或权力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及其知识的生产被优势的阶级性别所主导,那么该社会所生产的知识必然会反映出特定的社会利害与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知识观点乃来自“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立场”,亦即被压迫者的立场;而由于压迫者的生活形态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和被压迫者完全相反,故而了压 ①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36. ② 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③ 参见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④ 桑德拉·哈丁:《什么是女权主义认识论?》,戴黍、王学凤译,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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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者对社会中的理解;而被压迫者的立场比压迫者更能、也更愿意如实地认识客观,不会扭曲或掩盖阶级社会的压迫事实。故而,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取得知识上有特殊的、更接近真实的立场,这个立场可以说是“在认识上有利的”位置,而这个立场的认识主体可说拥有了“认识上的特权”。由于女性主义在发展其对科学的批判时,便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借用或挪用了立场论来发展女性主义,所以女性主义的立场论一方面沿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立场论的概念和话语策略,另一方面也必须以性别而非阶级为立足点作理论探究的主题,并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论的不足或。虽然如此,女性主义的立场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极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思维的立场论有所启发。

2.主要特征——认识上的特权

如前所述,立场论的认识论特点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女性的工作和男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女性的经验与女性的生活应该有独特的认知构架与价值体系,不能等同于以男性生活为标准的思想架构。同时,立场论者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将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斗争分析应用于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对立。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位置能够掌握社会的全貌;而立场论者则主张女工的处境不但类似于男性工人,甚至还不如男性工人,因为男性工人仍然是一家之主。女性不仅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且长期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动。既然工人阶级是的阶级,那么最有资格指认社会整体运作关系与机制的是女性,因为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就越是具有认知的独特位置。

这个观点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黑格尔提到的主奴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从奴隶生活的立场出发得出的有关奴隶主与奴隶关系的认识与从奴隶主生活的视角对此远为扭曲的理解相对比,会得出什么结论呢?从奴隶主活动的角度来看,奴隶所做的每件事要么是奴隶主意志的体现,要么是奴隶偷懒和撒野天性的结果。照此看来,奴隶不是完整的人,然而,从奴隶活动的角度,您就会看到:当她心里恨不得杀死主人却不得不笑脸相迎时,她惟一能用来反抗奴隶主意愿的武器就是消极怠工,还有其他奴隶策划集体逃离魔窟。这样看来,奴隶又是完整的人。”马克思继而把“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对照于资本家和工人,从而发展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指出,工人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却是利润的真正创造者,掌握了重要的生产过程,是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关键;而资本家表面上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实际上是从依附与剥削劳动者而来。因此,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将来自于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这也就是意味着劳动者的认知的独特位置更能掌握全面的社会关系,并对比出资本家的片面与无知。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弗拉克斯认为,“男性”主人的立场生产了对于世界扭曲和的理解,反而那些被压迫者的观点可以作为一个另类的非父权、非资本主义社会观点的基础。这意味着被压迫者的立场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观。

同样,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对“主奴关系”进行了重新诠释,主张女性的社会地位也类似于工人,她们的社会地位是边缘的。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使得男性得以从事抽象思考。女性工作越是成功,男性越是看不见其必要性与重要性。而立场论者则指出女性的工作才是真正的人类行动,是生产性的(生养、照顾、关怀等)。从这个角度上说,立场论者能够更重视女性经验,批评男性中心的偏见与片面性。

总之,立场论强调这些被压迫的群体如女性、有色人种、穷人等具备一种认识论的特权,“能够了解来自他们自身以及压迫者两种情境的知识,因而具有独特的‘双重视界’(double vision):既熟悉统治者群体所在的世界和话语,又熟悉被统治者所在的世界和话语,因而能够产生批判性的见解 ① 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夏侯炳、谭兆民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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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2期

和更好、更真实的知识。”哈丁就强调作为研究主体的边缘人立场的优势所在。哈丁认为,知识是社会情境化的,处在不同地位、立场和经验的人群提供了知识的不同来源。那些处在社会阶层顶端的统治群体,由于缺乏审视他们自身优势地位的批判眼光,在见识上反而处在劣势地位;而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由于受到压迫和排斥,反而找到了一个审视和批判主流社会的很好的出发点。因为边缘群体提供了特有的需要说明或研究的重要问题,而统治群体往往没有能力对现有的理念提出质疑,也就是说,研究主体的社会情境和立场推进或了他们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因而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从女性经验和立场作为出发点产生的知识,应该比主流的男性知识更少偏见、更少扭曲、更具有客观性。因而,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透过女性的眼睛看世界使人们获得的不仅是一种新视角,而且是一种更好、更广泛、更生动和更肯定的视角,女性被认为拥有一种认识论的特权或认识论的优点。

3.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政治和实践策略

女性主义立场论者主张女性具有认知的独特位置,也凸显了立场论如何承继当代知识/权力的批判论述。当然,和马克思一样,批判思想不只是想要了解世界,而是要能够改变世界。所以,女性主义立场论也试图进行当代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改造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哈丁曾经指出,在立场论对女性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的考察过程中,必须有政治的介入,因为政治斗争本身可以产生知识:“一个概念框架越表现为价值中立,它就越有可能助长统治群体的霸权利益,越少可能觉察到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因此我们不需要——事实上也不能——在‘好政治’和‘好科学’之间做出选择,立场论主张前者可以产生后者。”而且,被压迫群体在认知立场上的优势不是天然具备的,而是必须通过斗争获得的,是需要科学与政治二者共同努力做出的。阿莉森·贾格尔也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仅从女性立场出发并不足以保证她们就能得到对世界的确切理解……女性立场是这样一种视角,它揭示了女性的真实利益,并且这种立场只有通过科学的和政治的斗争才能获得。”

立场论除了从认识论与方上质疑一般科学背后负载的男性中心的欲望、意念与价值观,批判一般科学所产生的偏颇、扭曲的知识以外,还进一步提出具体实践的基本概念与实践策略:(1)女性主义者以及一般女人必须采取“在局内的局外人进行意识形态批评”的抗争手段,将传统科学所贬抑、忽视、排除的女人经验纳入知识建构的过程,如此才能生产出更客观的科学与知识。(2)女性主义的“立场”并非天生,而是有赖我们/一般女人/被压迫者后天的学习。唯有透过后天的学习,女性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改善女人处境的社会实践与政治。而在政治斗争与竞逐知识合法性地位的过程中,女性主义可以策略性的与其他运动结盟,将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男人(或其他种族、阶级的人)纳入其阵营。(3)知识是社会情境的产物,在知识产生的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对自身的文化偏差或批评位置有所自觉,以强反身性提供更客观的知识。

确立立场论的政治和实践策略主要路径的是重视“女性受压迫的经验”,试图由“从女人生活思考出发”,使社会整体与科学知识政治化。首先,立场论的研究本身即是女性主义对传统知识系统的批判。其次,立场论的思考也确立了女性经验的重要性与价值。第三,立场论唤起了女性的自觉意识,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并非身为女性就能够拥有立场论的认识优势,除非女性能够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女性所处的社会位置与日常生活经验为出发点,发掘女性经验的实践知识,肯定其生活技能,从而抵抗男性认识的权威。可见,女性的社会位置是女性认识优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以上分析可见,立场论沿袭了马克思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指出 ① 吴小英:《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素描》,《社会理论》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24页。

② 吴小英:《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素描》,《社会理论》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③ 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80-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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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阶层的女性是真正的阶级,推动性别结构的改造。

三、困境与挑战

1.立场论的本质主义倾向

立场论的批评者认为,肯定女性的特点、联系、经验、工作和责任包含“本质主义”成分,这本身就是反女性主义的。因为,这样会加强与巩固二元等级制的性别结构。女性主义的立场论强调女性的经验是研究的出发点,它为研究建立了基础,因为女性在社会中处在边缘化的位置上,因此,她们正如“局外人”那样,能够洞见到某种新的社会情形。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这一取向被认为意识反映了特殊的物质条件,它被其他女性主义者批评为“本质主义”——以本质化的女性视角为基础;亦即与女性相关的单一的观点或立场。它倾向于排斥其他视角,如有色人种女性和同性恋女性的视角,它也已经因未能注意到妇女生活之间的实际差异而受到指责。其中以对哈丁的批判最为有力:当立场论主张女人的经验该被整合入知识建构的过程,这似乎预设了一种本质化的女“性”与同一化的女人经验为前提。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如何理解立场论者(特别是哈丁)指认男性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思维的主体?再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评,立场论者如何判定什么样的“立场”是女性主义的,什么样的“立场”不是女性主义的?而对哈丁等许多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最有影响的批评是,“坚决主张不可能有单一的女性主义立场。正像女人的立场不同于男人的立场一样,有色人种女人的立场也不同于白种女人的立场,贫穷女人的立场也不同于富裕女人的立场,女同性恋者的立场也不同于异性恋女人的立场,等等。断裂的身份(fractured identities)导致了断裂的立场,这样,似乎导致了后现代主义者所赞成的部分叙述的永久多样性。女性主义的立场认识论看来预先假定了已经不再受到支持的一种性别本质主义。”

正如伊丽莎白·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所言,“被视为本质主义(普遍性)范畴的妇女犹如特洛伊木马一样”,因为它体现了“性别身份存在于种族和阶级身份的背离之中”这一假设。她认为女性的立场“混淆了女性的种类”,因此几乎不能作为具有优越性的白人的、中间阶层的女性经验的方工具。斯佩尔曼还提出了以下5个方面的挑战:“1.女性能被‘作为女性’来讨论。2.女性‘作为女性’而受到压迫。3.性别可以从其他能影响某个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位置(例如种族、阶级、民族)的身份因素中脱离出来。4.女性的地位是有可能与男性的地位作对照的。5.男性和女性间的关系可能与其他压迫者和受压迫群体之间的关系作对照,因此,将女性地位与黑人、犹太人、穷人及其其他群体的地位相对照是可能的。”

对本质主义的指责到底是否准确呢?因为,不同情境中的人们寻求共同性和斗争基础以此构建为特殊目的斗争的联合体,并突出那些她们希望关注的系统问题的共同理解。哈丁为此的辩解是:她把自己当前的观点描述为“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进路”并承认女性主义的立场论忽视了差异与具有本质化的趋势。但是哈丁也强调了从穷人的视角、有色人种的视角和其他在当前的知识建制中没有表现出来的视角创造出来的理论的重要性。“当然,提出一种整合理论是困难的;因为这显然是哈丁所希望的,特别是希望有一种说明能够成功地把性别、阶级和种族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人可能都会怀疑,哈丁的新立场最终在多大意义上被正确地描绘成为立场理论。”南希·哈特索 ① 凯瑟琳·奥克鲁利克:《科学的女性主释》,成素梅译,章梅芳、刘兵编:《性别与科学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② 参见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 ③ 凯瑟琳·奥克鲁利克:《科学的女性主释》,成素梅译,章梅芳、刘兵编:《性别与科学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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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在对这一批评做出回应时,在原则上接受了多种具体现实与相关视角的存在。同时,并行的发展是,出现了详尽阐述黑人女性主义立场之特征的努力(Patricia Hill Collins)。在立场取向已经变得更为破碎与偶然的程度内,可以这样认为,它已经更加接近于后现代的观点,尽管重大的哲学差异依然存在。简言之,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必须清楚立场论可能逐渐向本质主义接近的危险,但也不能失去用来辨识女性经验中的歧视类型的连续性或是独特性。因而,正如唐娜·哈拉维所指出的,应将自己的立场视为是采取了特定观点,以从中生产出暂时性的“情境化知识”。

2.立场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张力

女性主义立场论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之初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在后现代的讨论中,女性主义立场观常被看成一种过时的理论、女性主义的历史遗物。因而女性主义立场论不得不越来越开放与宽容,越来越强调知识是情境化和视角化的,强调知识是产生于多样化的立场的。而女性主义的立场观一旦与种族、性别和民族问题相联系,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这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立场观的极端性。不过,对视角和诠释的关注,对主观性和身份的后现代批判,使得女性主义的立场观与后现代主义联系非常紧密,也使得女性主义的立场观摆脱困境、成为通往后现代理论的枢纽。

从立场论转到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学者简·弗拉克斯即曾批评女性主义的立场论,过度乐观地相信人类可以根据其利益从事理性的活动,女性可以不受其被支配的阶级所左右,可以于种族、阶级、反同性恋者的影响,以进行女性共同的理性事业。弗拉克斯赞成后现代主义,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现象,它的确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范畴之中。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本身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策略。克里斯汀·迪·斯蒂芬诺(Christine Di Stefano)反对将女性主义放在后现代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宣称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政治的重要力量即是在于其现代主义式地强调性别之重要性。如果后现代主义者的计划由女性主义者认真采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将使女性主义政治不可能实现。由此看来,弗莱克斯与斯蒂芬诺指出了女性主义理论者在面临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抉择时的两难。

后现代话语这种反对启蒙以来各种宏大叙事的“立场”,确实使女性主义立场论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后现代反对各种主体,高喊主体已死,这会破坏女性主义好不容易才发展出的“主体性”,因此不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反而不利于女性本身,给女性主义带来了政治上的困难。哈特索克认为后现代主义很可疑,“恰恰就在我们这么多被迫沉默的人开始要求自我命名的权利,要求做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主体性的概念却开始受到质疑?为什么就在我们致力于建构我们自身关于世界的理论时,却出现了世界能否被充分理论化的不确定性?”塞拉·本哈碧波(Seyla Benhabib)认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是同盟:“后现代主义的某种版本不仅不能兼容于,而且将破坏女性主义成为妇女渴求的强烈愿望之理论表述的可能性。这种破坏的发生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强大的版本中坚持了三个论题:‘人类的死亡……’‘历史的死亡……’以及‘形而上学的死亡……’经由如此解释之后,后现代主义破坏了女性主义对能动作用及自我感觉的承诺以及对以了的未来的名义对妇女自己的历史重新借用的承诺。”这就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另一种大男子主义,它的存在将会使妇女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它开始破坏新生的女性主义理论。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不自我解构,立场论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独断,而失去对其他各种边缘、弱势的发言。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主张政治需要一个稳定的主体,意味着声明这一主张不能有政治面。的确,这一主张暗示,对主体的批评不可能是有政治学识的批评,而只 ① Nancy Hartsock, “Foucault on power: a theory for women?” In Nicholson, L.J.ed.,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163.

② Seyla Benhabib,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An Uneasy Alliance”, In Praxis International, 11, 2(July 1991),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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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种使政治本身陷入险境的行为。强调主体意味着封闭了政治的疆域,而这种封闭,作为一种以分析方式设置的基本政治特征,使政治领域的边界得到加强,但又不至于遭受政治审查。于是,这种单方面确立政治疆域的行动就像一个阴谋,其目的是使关于主体地位的政治争论立刻得到平息。”先不论女性以外的种族、阶层等弱势,即便就女性本身而言,也应该放弃一套中产阶级西方白人女性的优越观,这些女性相较于其他女性不见得具有知识上的优先性,而来自后现代、后殖民的女性主义,的确可以丰富女性主义立场的视野。

哈丁在面临这种两难时指出,女性主义同时需要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和后现代主义两方面的观点,但是女性主义者与主流思想者需要的是这两种思想的不同方面,同样,女性主义者与主流思想者使用这两种思想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她说:“我们女性主义者同时需要启蒙与后现代主义两种议程(agendas)……但我们不需要有与白人、资产阶级、男性中心西方人同样目的和形式的议程。”

哈丁认为,某些两难与张力关系是很好的,因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确实能够通过下面的途径结合起来:即遵循“立场论方法的引导,进入后现代领域,在这样做的同时,努力改造那些熟悉但已不胜任的概念形式,使它们成为对当今科学、哲学和民主斗争有用的概念。”如今,女性主义立场论与后现代主义思维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哈丁是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代表,她的总结,也反映了立场论希望坚持女性发言,但又能兼顾现代(启蒙)与后现代的双重视野。因此,在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很显然并非存在一种简单明了的关系。

不过,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也存在许多其他问题。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视世界为一种话语、一种表征、一种文本,将女性主义带离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的物质性,带离它致力于进步变革的努力,否定了其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发展到极端,或是其理论上纯粹化的终点,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像“客观性”和“中立性”之类的说法无非是要掩盖偏见。而且,这些说法也潜伏着相对主义的危险。比如,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琳达·尼切尔森(Linda Nicholsen)指出,从价值观的表面来看,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似乎是天然联盟,都质疑被启蒙运动世俗化了的“上帝之眼的立场”探求科学知识的普遍原则以及由此揭示的自然和社会现实特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2]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 陈学明:《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批判》,载《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4] 王宏维:《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

(编辑:刘德中)

① 朱迪斯·巴特勒:《暂时的基础: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朱荣杰译,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68-69页。

②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7. ③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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