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关于红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江苏省如皋市技工学校孙德祥

《红楼梦》在它产生的同时，就产生了红学，《红楼梦》在社会上流传影响的历史，也就是红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在数百年的红学史上，流派纷纭，名家众多，研究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百花齐放。旧红学派的评点、题咏、索隐，新红学派的考据求证及五七年以后对《红楼梦》的群众性研究，在红学史上都各领风骚，各有所得。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变化，促使红学研究随社会历史的进程不断发展进步，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但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理解不断加深，对红学研究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旧的研究方法越来越暴露出其时代社会的阶级的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新的时代社会特点，不能满足人们对红学研究的各种需求，使得目前的红学研究呈现一种沉默徘徊的状态。要想使得红学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使之适应于新的时代社会特点，就首先必须有一个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历史的辩证法作为红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指导方法。但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又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突破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还是几百年来的红学研究，突破创新不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发扬光大它的合理成份，剔除舍弃那些旧时代旧社会旧思想认识的糟粕，同时补充大量的新内容新成份新血液，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指导下的各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红学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对红学研究方法作一个传统的未来的全面综合思考，从而指导和促进红学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发展。

红学研究受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自己传统的研究方法。在这些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全部红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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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和理解。但时代、社会、阶级的局限性，直接影响着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度，也就直接影响着各项红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研究方法带上某些美中不足之处和缺陷，在推动红学研究工作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限制着研究的深度，阻碍各项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因此，对传统的红学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看到其中辩证的进步的科学的一面，也看到其中主观的落后的形而上学的一面，不能婴儿污水一起泼，也不能核桃栗子一起数，只有这样才是对待文学研究传统方法的正确态度。纵观红学研究产生发展历史，先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研究方法有旧红学派的评点、索隐和新红学派的考据求证，这些研究方法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独特的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是跟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有其时代的历史的必然。它们既满足了一定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体现着红学研究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曾风骚一时，取得过辉煌的成就。

在红学史上最早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评点，几乎在产生《红楼梦》的同时，就产生了脂砚斋等人对《红楼梦》的评点，在《红楼梦》产生以后很长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有人使用评点这种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先后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评点派人物有数十家之多，评点是全部红学史上影响最大、使用时间最长、成果最为卓著的方法之一。在红学史上影响较大的评点家除可能直接参与过《红楼梦》创作的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外，还有“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这些人采用评点法在《红楼梦》研究上都有所建树，促进了人们对《红楼梦》认识理解的加深，以脂砚斋等人影响最大。评点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产生的年代较早，早在唐代就有人用评点对诗文进行研究，后来一直长兴不衰，元明时期出现了小说评点。最早的小说评点是一些书籍出版商写的，他们在刊印小说时自己加上一些评点，用来增加小说的发行量，这就是早期的小说评点。这一时期的小说评点只具有经济价值，而没有（或很少有）文学美学价值。后来这些商贾就请一些名士文人对刊印的小说进行评点，使得小说评点在原来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李势、叶昼等人评点《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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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西游记》，评点法才成为小说研究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到了明末金圣叹手里，评点法行到进一步完善，达鼎盛之势，到了清代，稍有名气的小说都有评点。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大量的对《红楼梦》的评点是不足为奇的，它反映了文学研究传统对红学研究的影响，也反映了红学家的对文学研究传统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小说评点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一般是：开头有序，序后有读法，每一回有回前或回后总评，回中有眉批、夹批或旁批。在《红楼梦》的评点中具体形式攻方法更是多样，以脂评为例就有回前总评、眉批、行间批、正文下的双行夹注、回末总评、凡例等数种，共有批语三千条左右。用评点的方法对作品进行研究，评语分散在作品的内容之中，贯穿于作品始终，使得对作品的研究较为细致具体，评点法可以抓住作品一些典型的细节描写进行具体分析，指导读者阅读欣赏作品，也可以抓住作品中运用的写作技巧进行剖析，指导后人学习借鉴应用。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人使用评点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有其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从他们的得失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评点法研究《红楼梦》的适应性和局限性。我们知道是一部细节描写非常成功的作品，作品通过取自日常生活的大量的细节描写，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评点家们在评点的过程中，成功地抓住这些细节描写的内容，加以适当的分析点拨，使之放射出艺术的光芒。如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写宝玉“拭汗”处有脂砚的评语：“想见其构思之若，方是至情。最厌近之小说满纸神童天分等语。”这一批语揭示出《红楼梦》中的细节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小说，它具有生活和艺术的二重真实性，加深了读者对“拭汗”这一细节的认识和理解。像这样的批语在《红楼梦》各家的评点中都是大量存在的，大都恰到好处地指出了作品的成功之笔。有些评点家还针对作品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加以批评，这也能促使人们正确认识《红楼梦》的价值，如中有些细节失实，特别是人物年龄上有矛盾之处，不少评点家在批语中都多次加以指出，使人们能够看出其中的不足之处。《红楼梦》中使用的一些艺术技巧，许多评点家都加以剖析，如有关“伏线”“伏笔”，脂砚斋等人在批语中就大量提及。“太平闲人”张新之在《妙复轩评石头记》中说：“书中诗词悉有隐意，惹迷语然。口说这里眼看那里。”“是书名姓，无大无小，皆有寓意。”指出了《红楼梦》中通过诗词名姓进行暗示的艺术手法。从这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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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看来，评点家们用评点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是符合《红楼梦》这一作品的艺术特点的，有人将评点家的评语比作阿尔卑斯山谷中过去树立的那座写着“慢些走，欣赏！”的标语牌是非常恰当的，评点家对《红楼梦》所作的大部分评语确实起着吸引指导读者欣赏作品的作用。但是，由于评点者世界观的局限性和评点法本身存在的不足，使得评点法在具有大量优点的同进，也带上了致命的弱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评点将大量的笔墨落在伏线、伏笔、文法章法上，这就将评点引向形式主义的泥塘。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谈金圣汉》中指出：“经他（指金圣叹）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批剔破绽的泥塘。”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红楼梦》中没有伏线伏笔文法章法，但无处不“伏”，无处非“法”，也就无所谓“伏”与“法”了。这些形式主义的评点，将非常复杂的文学作品当作文字技巧、文字游戏加以分析研究，拆散了作品的艺术结构，严重降低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这对于全面研究思想艺术两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的《红楼梦》是非常不利的。其二，评点这种研究方法，将研究的内容观点分散贯穿在作品的内容之中，和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交织在一起，虽然能够帮助指导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从点上认识欣赏作品，但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作品，也就不能认识到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多样性和人物形象的整体性丰富性，抓住了微观范围内的闪光点，却失去了宏观范围的灯塔，成了实实在在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从整体上把握作品，对《红楼梦》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是评点这种方法所不能做到的。

索隐也是红学史上影响相当大的研究方法之一，它是在清王朝思想统治严酷，经学考据风盛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人们对小说的认识尚欠深刻的情况下产生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小说号称“野史稗官”，产生之初是托身于“史传”之中的，后来才脱身出来，仍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大多记载一些真人名人的“趣闻轶事”，被称为“野史”，野史笔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取重要的形式。后来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小说的形式也得到了发展，作者在写小说时，打乱时空，虚拟名姓，进行适当的虚构，也就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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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中所说的用“假语”言“真卅”，但不少研究者还是要透过表面的“假语”，求索隐去的“真事”，并以此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和角度。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在清代就已产生，旧索隐派的观点较为杂多，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有“明珠家事说”、“清世主与董鄂妃故事说”等数种，多是根据一些民间传说将小说人物和情节跟历史人物和事件相比附，有些观点显得过于牵强，有些则有明显的史实错误，可以说旧索隐派没有取得多大的研究成果。到了五四前后，产生了以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新索隐派，使索隐这种研究方法时兴一时，大大扩展了它原来的影响，产生了一批红学索隐专家，出现了一批用索隐法研究《红楼梦》的专著，如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阚泽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辩证》、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等，直到解放前夕还有旭庐的《红楼梦发微》出笼，足风其影响之大。对《红楼梦》进行索隐研究在当时之所以时兴一时，是有其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的，本世纪初期正处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时期，反清排满他们的重要主张之一，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便利用红学研究来宣传反清排满思想，使得红学研究服务于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部分地继承了旧索隐派的衣钵，先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从作品中寻找“本事”加以印证，对《红楼梦》进行全面系统的索隐，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他们对红学研究做好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当数蔡元培，他的基本观点是：曹雪芹“持民族主义甚挚”，《红楼梦》“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成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他的推理过程为“红”影“朱”，“朱”即“明”，其它一些具体观点亦是由此生发而来。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蔡元培则是在其基本观点指导下，用“品性相类”、“本事有证”、“姓名相关”三法进行推求，从中索出康熙太子胤礽（宝玉）和大批江南名士（金陵十二钗）的影子来，蔡元培做了大量的所实的研究工作，其观点尚能自圆其说。对于索隐派研究《红楼梦》的方法，我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字）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必定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其中是有“隐”可索的，索隐是建立在文学作品的社会现实性之上的；其次，文学研究作为社会思想形态的内容之一，它必定受制于也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思想，索隐派用“反满”的民族主义观点解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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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是受制于也服务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有一定的时代社会进步性。但从根本上我们还必须看到索隐这种研究方法是不科学的，索隐派将《红楼梦》和一定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完全等同起来，是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歪曲理解，文学作品不是历史书的改头换面或翻牌再现，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之间有一个艺术化典型化的过程，索隐派将《红楼梦》中的艺术形象当作历史人物的改头换面，认定《红楼梦》中“字字有来历”、“人外另有人”，这是对文学的本质特性和文学创作典型化原则的粗暴践踏，严重损害和贬低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不利于人们全面地认识理解《红楼梦》。索隐派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出嫁，强拼硬凑地把小说情节人物跟历史事件人物等同起来，用来图解自己的政治观点，使得文学研究完全从属于政治，从属于研究者的主观需要，严惩违背了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歪曲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这是一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研究方法，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纵然可使人们对《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及生活真实有所了解，但从整体上来说是不利于红学研究健康发展的。

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在红学史上是奇峰突起，另辟佳境，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新红学派的出现既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也有其特定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新红学派是在明清两代大为盛行的经学考据风在红学研究上的余绪，它是在五四前后资产阶级学者大量吸收引进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应用西方实验主义实用主哲学研究《红楼梦》的产物，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的。道德是胡适从俞樾的《小浮梅词话》里发现了一条不为旧红学派重视的记载，即“此书非出一手”，经过他的仔细考证，证实了这一点，提出了高鄂续补后四十回的说法，从此拉开了新红学的序幕。接着胡适又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到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并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卒年月都作了考证，认定《红楼梦》是曹雪芹家庭衰败之后所作，“《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新红学派的另一位大师俞平伯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一九二四年出版了《红楼梦辩》，观点和内容上都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有了很大的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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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叙说”俞平伯找出了更多的更有力的证据加以证实，但以研究方法上看，俞平伯和胡适是一脉相承的，正如胡适所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重事实证据，以史料说话。对于新红学派的研究方法正如顾颉刚《红楼梦辩·序言》里所云：“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研究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喜欢用冥想去求解释，……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的攻击。我们处处把实际材料做先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新红学派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方向上都打破了几百年的旧红学研究传统，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对红学研究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对后来红学研究的影响也是无比巨大的，一直到当代周汝昌等人所进行的红学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发展了胡适俞平伯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当今极为风行的曹学研究，其历史渊源当归溯于胡适俞平伯他们对《红楼梦》的作者所进行的研究。假设求证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就是形式逻辑中的演绎和归纳的综合，就其本身来讲在一定范围内是科学的，在研究事物简单的外部联系，即从事事实性的研究时，这是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方法，胡适俞平伯用这种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是成功的科学的，他们对红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一九五四年李希凡、蓝翎认为：“所谓‘大胆的假设’就是不顾一切客观事物的真象，制造出主观的观念；所谓‘小心的求证’就是使所有的客观事物都能符合这种主观的论断。使客观服从主观就是实验主义唯心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走什么样的路》《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这也是一种带有时代盘点的片面观点，是一种污水婴儿一起泼的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必须看到新红学派研究方法中合理的科学的一面。当然，对于新红学派的这种假设求证的研究方法，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局限和不足，在范围内这咱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但出了一定的范围，科学也会变成谬误。胡适俞平伯等人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旨意所在，分裂提炼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用来证实“自叙传”的观点，把复杂的文学作品当做简单的历史事实来加以考证，把只能适用于事实性研究的方法扩展到事理性研究的范围，也就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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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走进了主观主义的泥坑。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对传统的红学研究方法是难以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进行价值判断的，它们都是一定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有着广阔纵深的社会历史渊源和背景，有其发生发展的合理性和特定的社会时代意义，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既看到他们的时代社会进步性，承认他们对红学研究做出的贡献，继承发扬他们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优良传统，同时也看到他们时代社会思想认识的局限性，看到他们世界观上落后的一面，舍弃那些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糟粕，理性地继承红学研究的传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事实上也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探求今天从事红学研究的方法，我们就会知道进行红学研究所必须注意的一些原则问题：第一，世界观决定方法论，进步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必须以进步的科学的世界观为先导，以前的红学家正是由于时代社会发展和思想认识深度上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获得科学的进步的世界观，也就不可能掌握科学的进步的研究方法，从而大大限制了红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步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死坑。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完备的科学理论，进行红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历史辩证法作为红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第二，研究方法是一种工具，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中介，黑格尔认为方法是“对象的内在原则”，恩格斯认为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也就是说方法是受制于具体的对象的，是否适应研究对象的特点是判断方法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进行红学研究就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使得研究方法尽可能地适应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二者相得益彰。第三、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特定的时代条件下，都带着时代提出的问题，运用时代提供的认识方法和理论模式进行科学研究，不同时代的科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过去的红学家正是顺应历史的时代潮流进行红学研究，满足了一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我们今天的红学研究也必须有着自己特定的时代特色。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不是单一地研究一个个的事物一个个的现象，而是进入综合地研究事物和现象的发展过程，研究事物间的相互联系，研究整个世界的高度统一性。我们进行红学研究时，既要从相互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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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察事物的多样性，分析整体事物各个方面的规定性又要从相互联系中考察事物的统一性，综合分析各个规定在整体中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做到多样性的统一。我们要以当今世界最科学最进步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红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站在时代历史的高度，用全面联系变化的观点来进行红学研究，做到纵横结合，内外结合，点面结合，各种方法各种观点百花齐放，使得红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来一个质的飞跃。

具体说来，当代红学研究首先是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我们必须用这种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红学研究，理性地吸取前人在点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一种多向多质多层次的全面的研究，从而对《红楼梦》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进行这种全面的研究，既要求研究方向研究角度的多重性，将红学变成一门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组合科学，从作品作者、社会等多角度进行研究，使之呈一种放射状结构，但放射组合的中心必须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红学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离开了《红楼梦》这一具体作品去侈谈学问是没有什么实在意义的，一切红学研究都必须有助于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理解，离开了《红楼梦》去考证曹雪芹的远祖对红学研究绝无益处，只能导制红学研究自行走上末路。同时还要求我们具体到红学研究的每一点上，每一个实在问题上，都必须和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将这个点放在空间范围内来研究在这一个点上构成一个球体（立体）结构，这样，我们就会在红学的世界里看到《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复杂多样性，人物性格的丰富多面性，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复杂性，……，就会省支大量的永无休止的各执一辞的争吵。红学研究的这种全面性是跟《红楼梦》这一作品的具体特点相适应的，《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创造了丰满实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气息，这就使得作品在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变得象现实生活一样复杂，反映生活的面相当广，也相当真，要认识《红楼梦》的价值就必须进行横向的全面研究。其次，当代红学研究还必须是发展的，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坚持用发展的观点进行红学研究，必须看到红学研究本身的发展，积极从事红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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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求得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学研究跟社会时代的发展相一致，才能创造出具有我们时代特色的新红学。在红学研究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我们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史的角度进行纵局的比较研究，将《红楼梦》这一作品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尤其是放到清代社会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进行研究，充分认识《红楼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认识《红楼梦》和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密切联系，从而进一步认识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将《红楼梦》放在全部文学发展史尤其是小说发展史中进行研究，充分研究《红楼梦》对文学传统的继承的发展，研究《红楼梦》对文学发展创造性的贡献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巨大影响，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用发展的眼光进行红学研究尤其要注意对《红楼梦》创作过程的研究，《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学巨著，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写成的，据作品中交代，光曹雪芹就有个“披阅十载，五次增删的漫长创作过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品在书名、内容、形式及至主题、人物形象等许多方面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它直接关系着《红楼梦》的形成和变化，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制了在红学研究的一些重大总是上（如作者，可卿的形象等）争论不休，大量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加强对《红楼梦》创作过程的研究，用发展变化眼光来分析研究这些遗留问题，将有助于这些历史迷案的解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此外，当代红学研究还必须将《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研究，将中外文学进行对比、比较研究，研究《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培养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总之，当代红学研究必须是发展的，只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真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才能认识《红楼梦》在文学发展史乃至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认识《红楼梦》的形成发展过程，从而充分理解《红楼梦》这一伟大作品。最后，当代红学研究还必须注意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引进采用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求得具体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着各种不同的质：社会的、心理的、表现的、符号的等，文学可以而且应该运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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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来探索不同的质，对于红学研究尤其如此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等皆可应用于红学研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电脑统计等等方法都能在红学领域找到用武之地。在这种种方法之中，我们尤其应注意美学方法的应用，因为它能提出文学艺术的系统质——审美价值，离开了美学方法，对《红楼梦》作一般的信息、符号、语言分析，必然缺少思想艺术价值，降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

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认为，方法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中的精华，一个理论体系中取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取得科研成果的必要前提条件，各门学科都将方法论研究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的文艺界更是掀起了一个方法论讲座的热潮，红学研究理应以对方法论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红学研究的方法作系统的研究，理性地承继红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创造出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适应《红楼梦》具体特点的红学研究新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红学界目前这种沉寂的局面，引导和促进红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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