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章学视野下的《史记》

宋代文章学视野下的《史记》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的革新期，各类前代典籍文章在宋人的接受视野中纷纷被纳入到文章学视野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接受阐释史与宋人文章学观念之间呈现出互为参照和影响的趋势，而这种双向参照与影响呈现出不完全对等的情况。其中《史记》作为一部文章成就高超的史部作品，其在宋人的文章学视野下所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值得仔细考察。一方面，《史记》在宋人的文章学旨趣的品评中多有缺憾而未臻至境；另一方面，《史记》在宋人实际的写作中又实实在在地成为难以取代的文章范本。这种文章学观念与文章写作实际之间的落差背后折射着宋代文化的深刻背景，也同时影响到《史记》接受史以及《史记》、《汉书》比较史等多方面的问题。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文学价值的发现和定位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史记》的文章学价值被提到可堪学习和宗法的高度，当起于唐代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在两宋之际进一步得到确立和深化。《史记》的文章学地位在宋代被确立，实际写作方面的影响要明显高于理论批评上的定位，呈现出理论与写作之间一定的差距。本文将就宋代文章学旨趣、《史记》流传影响以及《史记》与《汉书》优劣比较三个方面考察宋代文章学视野下的《史记》。

一、宋代文章学旨趣影响下的《史记》

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１](Ｐ２７７)华夏文化造极于宋之说遂成的论。两宋文化恢弘的气概在文章学中同样体现无遗。宋代是中国文章学的革新期①，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在整合、融汇的基础上确立了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章学旨趣。

宋代文章学旨趣以中正、自然为尚[２](Ｐ２３４)。宋人所追求的文章学最高境界，一方面是顾此及彼，扬长避短，寓兼美于中正；另一方面是以平淡、简古为路径，力图达到返璞归真，反虚入浑的自然之境。在中正、自然的美学旨趣影响之下，《史记》作为一部风格个性突出，结构宏大完备，修辞手段丰富的作品，注定了在宋人的观念之中不能跻身于尽善尽美的行列。楼?在《崇古文诀》中评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时这样说：“反覆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读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看得豪气犹未尽除。”[３](Ｐ４６６)不妨借用来可以看做宋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总体判断，即认为《史记》在谋篇布局和叙事修辞上都取得了足以能够令人感激悲痛的巨大成就，但仍嫌其感情奔放有余而失离中正。

以《史记》未臻至境的评价和判断在宋人的文话和笔记中能找到许多例证。陈?的《文则》中仅有三处略提到了《史记》，其中最详细一处如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质以《左氏》，则此文缓而周。《左氏传》曰：“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南宫三复白圭”，司马迁则曰“三复白圭之玷”，辞虽备而

其意竭矣。“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司马迁则曰“在邦及家必达”，辞虽约而其意竭矣。彼扬雄《法言》、王通《中说》，模拟此书，未免画虎类狗之讥。[４](Ｐ１７)

此一条评论中，陈?先将《论语》与《左传》记载相同内容的句子进行了对比，认为《论语》在语言风格上比之《左传》“缓而周”，进而将《论语》与《史记》在语言风格上进行比较。陈?在比较《论语》与《史记》时所列举的两个例子具有代表性的。《论语·先进》所称“南宫三复白圭”，裁剪省略了《诗经·大雅·抑》的句子“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行文内敛简约而留有余味。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南宫括“三复白圭之玷”，相比之下则显得语言缺乏含蓄的弹性，即是陈?所说“辞虽备而其意竭矣”。而“在邦及家必达”比之“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在语气上明显不如后者舒缓从容，“辞虽约而其意竭矣”的评价也是中肯的。《史记》“辞虽备而其意竭”和“辞虽约而其意竭”的不足，正衬托出了《论语》“缓而周”的行文妙处。这一段评论，实际上是要将《论语》和《左传》相比较，突出《论语》在文学风格上的醇厚中正，但基于“准经以立制”的立场，陈?不能太过贬低作为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的文学价值，所以他以与《左传》风格接近的《史记》为例迂回委婉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文所述，《左传》在陈?的观念中尚不能达到中正的至境，作为《左传》坐标的《史记》则更要降一档次视之。

朱熹对《史记》文学价值认识与评价在宋人之中颇具代表性。他一方面盛赞“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５](Ｐ３２９９)，又以阅读《史记》为快事，“数日临睡读《史记》一两卷，沉着痛快，真不可及”[６](Ｐ２００３)，还能从平易自然的角度去审视《史记》，“林艾轩尝云：‘班固、扬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５](Ｐ３２９８)。另一方面，尽管朱熹非常敏锐地抓住了《史记》较为突出的文学特色和价值，但并没有因此遮蔽他同时注意到的《史记》偏离中正的不足之处。他批评“司马迁、贾生文字雄豪可爱，只是逞快，下字时有不稳处，段落不分明”[７](Ｐ２８０５)，“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率”[５](Ｐ３２０２)。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评价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本意当是高度赞扬。这一说法却遭到了朱熹的批评：“东坡《欧阳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尽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迁。”[５](Ｐ３３１１)因为欧阳修的文章风格敷腴温润、纡徐曲折，在宋代文章大家中最具中正之美，亦在宋人观念中最臻于完美，自然与雄健而?率的《史记》在风格特色上不能归为一类，言外还带有司马迁的叙事成就不如欧阳修的意思在其中。南宋文史大家吕祖谦在文话《古文关键》中倡导“笔健而不?”的中正自然文风[３](Ｐ２３７)，结合朱熹批评《史记》“?率”、“下字不稳”，可知《史记》在宋人文章学旨趣的眼光中得之于雄健，而失之于?率。

唐庚对司马迁文章成就的高度推崇超乎宋代诸公。他说：“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可不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８](Ｐ４６)《史记》作为六经之后最佳的文章范本，已经被唐庚推到了“不可一日无”的至高地位。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史记》作为文学作品在唐庚的观念中完美无瑕。

唐庚又说：“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８](Ｐ４６)此处针对《史记》而言，所谓“敢乱道，却好”，当是指《史记》叙事奔放流畅并在细节处充分注入想象力，打破了以往记事类经典作品如《春秋》在叙事方面持重内敛的既定风格；又或兼指《史记》在书写史实、刻画人物的过程中流露出的思想倾向，以及对史实与人物的赞语评价往往有悖儒家经义，从而在思想上带给人新鲜活泼之感。但“乱道”本身并不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它和朱熹“?率”的评价在某些程度上是契合的。“敢乱道，却好”，是放在中正标准下审视的瑕不掩瑜，使之终究不能和“不乱道又好”的《左传》相提并论。

二、《史记》对宋代文章写作的实际影响

以上提到唐庚高度推崇《史记》的原因，除了“敢乱道，却好”之外，更重要的是“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六经不可学，亦不可不学”。唐庚提出六经的成就高于《史记》，但从学习写作的角度来说却以学习《史记》为宜。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处于先秦时代的六经文体分类尚处于萌芽和含混之中，其语法习惯和所用字词又与中、近古汉语存在着相当的隔阂，这都是不易于直接用以学习文章写作的客观条件。对先秦和秦汉文章宗法学习的问题为宋人普遍认识并经常讨论。文章格调自先秦至两汉递降的看法是一般性共识：“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赡，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９](Ｐ３０５)对于宋人而言，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在于先秦文和汉文孰优孰劣，而在于何者更宜于学习和师法。偏于经术的学问之士往往以先秦经书为作文之津梁，如徐积称：“为文必学《春秋》，然后言语有法。近世学者多以《春秋》为深隐不可学，盖不知者也。且圣人之言曷尝务奇险，求后世之不晓。赵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简易如天地’，此最为至论。”[１０]理论家陈?的《文则》以六经为文章修辞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被四库馆臣讥之为“不使人根据训典镕精理以立言，而徒较量于文之增减，未免逐末而遗本”[１１](Ｐ１７８７)。在四库馆臣看来，六经值得学习师法的方面，在义理而不在辞章。其实直接从六经中提炼和吸取文章技法方面的内容本身就面临着技术上的难题，这导致了《文则》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没有取得太大的实际指导和影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通达的观点流行于文章学习和写作的过程中：“文章大要须以西汉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于上面一等，则须审己才分，不可勉强作也。”[３](Ｐ３２４)“要做好文字，须是理会道理。更可以去韩文上一截，如西汉文字用功。”[５](Ｐ３３２０)

唐长庆二年（公元８２２年）“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设立标志着史学科目成为贡举中的常科，同时也为宋代举制所沿袭。这意味着《史记》是宋代文士知识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记》在西汉典籍之中体制较为完备，叙事和议论都在文章学方面显现出相当的成熟，加之在写作艺术上奔放的表现力和深切的感染力，使得尽管《史记》的文学风格与宋人的文章学旨趣不尽契合，但它对文章写作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

苏洵、苏轼父子对待《史记》的态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观念和实际写作相分离的状况。苏洵的文章在当时便被人视为明显受到《史记》的影响，但苏洵

本人并不欣然受之，“顷者张益州见其文，以为似司马子长，洵不悦辞焉”[１２](Ｐ３３５)。苏洵之“不悦”，固然和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有一定联系，而即便在文章学内部的范畴，也能看到苏洵的文学观念和《史记》的冲突。苏洵理想中的“天下之至文”，乃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有如“风行水上涣”的自然之文[１２](Ｐ４１３)，这和司马迁“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的发愤经营安排显然有所冲突。观念上的冲突并不能抹杀苏洵在实际写作中受到《史记》的深刻影响，如其史论名篇《六国论》就明显留有《史记·苏秦列传》行文的痕迹。朱熹称：“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老苏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５](Ｐ３２９９)苏轼同样在观念上对《史记》有所抵触，陈师道曾在《后山诗话》中说“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人各有好恶，于书亦然。前辈如杜子美不喜陶诗，欧阳公不喜杜诗，苏明允不喜扬子，坡翁不喜《史记》。”[１３](Ｐ１００８)尽管苏轼追求的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中正境界，但苏文“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的雄健气势却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史记》的熏陶。吕祖谦《古文关键·看古文要法》云“看苏文法”，特别点出苏文最突出的风格是“波澜”，进一步追溯其“出于《战国策》、《史记》”。

宋代文章大家还有专以《史记》为文章教学的例子。《余师录》转载曾巩指点陈师道作文的逸闻一则：“《逸事》云：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８](Ｐ７)这件事在《朱子语类》中记载得更加详细：“问：‘尝闻南丰令后山看《伯夷传》，后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则自然有自得处。’”[５](Ｐ３３１５)朱熹还点出过陈师道作文受到《史记》的影响：“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然做得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５](Ｐ３３２０)陈师道自幼便读过《史记》，后来又蒙曾巩的指点专以《史记》为文章写作范本进行学习，其深受《史记》之影响，在宋人之中并非个例。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１４](Ｐ３５９)在《史记》刻本尚未普遍流传的时候，好学儒生通过传抄的方式进行学习；在《史记》刻本在宋代得以广泛流传之后，《史记》则变成了一件较容易获得的文化资源。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唐以前，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时，冯道奏请始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１５](Ｐ１１６)可见《史记》是宋代最早官刻流传的书籍之一。宋刻《史记》不仅在数量上极为丰富，质量也非常高，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南宋黄善夫刻本，被傅增湘先生誉为“建本之最精者”。[１６](Ｐ５３８)这就无怪宋代知识阶层对《史记》有着相当普遍和深入的了解。据前人统计，目前可考两宋期间有近７０人针对《史记》发表单篇论文３８１篇[１７](Ｐ３２９－３４１)，其中如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留侯论》、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议论文名篇，而发表议论最多的人竟是斥司马迁有“二大罪”，“不好司马《史记》”的苏轼，个人写下了３４篇针对《史记》的论说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吴承学教授曾指出：“总体来说，宋人的古文选本基本是厚今薄古的，收录当代作品最多，基本不收六朝的作品。……为何宋人更重唐宋文？首先，当然与宋人对当代文化的强烈自信心有关。……同时这又与唐宋文比较实用有关。秦汉文尚未有文体区分，高古而又含茫混沌，可谓无迹可求。而唐宋文文体明晰，技法完备，便于掌握。更重要的是，掌握唐宋古文，有利于参加科举考试。”[１８]从总集文体分类的角度考察了宋代文人文章学观念的成因，为宋代文学观念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笔者以为，宋人古文选本多选同时代作品的原因除了对当代文化的强烈自信心和宋代文体明晰的实用性之外，也许还应考虑先秦两汉经史著作的流传另有渠道。以唐宋古文而言，个人别集的流传范围相对有限，单篇文章作品的流传有赖于官方和富有名声的文学之士所编纂的文章总集。经史类作品在总集编纂中较少入选，有一部分原因当是人们本来对它们就很熟悉。比如本文所讨论的《史记》。《史记》所包含的章节被拆分当作单篇作品入选文章总集相对比较晚，应始于由宋入元的陈仁子所编《文选补遗》，而且所选内容只包括叙论和论赞。这也许能从反面说明《史记》的刻本和钞本流传之广，其文章学价值为人所认识和研究的程度之深入，无需借助总集编纂者的选择。如欧阳修所作的《桑怿传》是一篇有意模仿《史记》列传的小文章，其中记述了一位忠直勇武的义勇之士桑怿。在文章的结尾欧阳修特意点出了对《史记》的效法：“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如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１９](Ｐ９６９)说明欧阳修对《史记》传记类篇章的文学价值有深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并没有借助于传记作为单独的文体被文章总集分门别类地分列出来。

三、《史》、《汉》优劣背后的观念与写作实际之矛盾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讨论，远早于宋代便已经展开。晋代张辅称：“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２０](Ｐ４０８－４０９)唐刘知畿《史通》首次对《史》、《汉》文学成就的优劣做出了比较，其盛赞《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而对《史记》不无批评，“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２１](Ｐ５)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渊源已久，而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被提出是题为宋代倪思撰、刘辰翁评点的《班马异同评》。倪思主要将《汉书》因袭《史记》的部分进行字句异同的对比：“以班固《汉书》多因《史记》之旧而增损其文，乃考其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１１](Ｐ４０１)刘辰翁的评点则内容涣散，以致四库馆臣对其多有微词：“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於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

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杨士奇《跋》，以为臻极精妙，过矣。”[１１](Ｐ４１７)虽然《班马异同评》没有取得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它开启了《史记》与《汉书》的专著专论比较，其对《史》、《汉》遣词造句异同的比较，表明了宋人对《史》、《汉》比较的关注已经达到了相当细节的程度。

宋人对《汉书》文学价值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在许多推崇《汉书》的评论中，甚至让我们觉得《汉书》相当地符合宋人中正和自然的文章学旨趣。如“先生与仆论作史法，先生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岂有繁简也？意必欲多，则冗长而不足读；必欲其简，则僻涩令人不喜读。假令《新唐书》载卓文君事，不过止曰‘少尝窃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载此事，乃近五百字，读之不觉其繁……可谓之文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也”[２２](Ｐ３３)。以《汉书》为文章范本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人提出，“尝与后生说，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５](Ｐ３３２０)“公（苏辙）曰：‘班固诸叙可以为作文法式。’”[８](Ｐ３９)

尽管《汉书》在宋人观念中是值得称道的，缺憾少于《史记》的作品，然而另一种实际情况是，《汉书》并没有像《史记》一样在宋代文章家中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宋人针对《史记》赞叹和批评的那种深切程度，在《汉书》评论中几乎难以见到；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明确能见到得益于《汉书》的例子，也不多见。如果以宋代文章家欧阳修和苏轼的接受情况做一个类比，我们发现宋人在观念中最受推崇的是欧阳修，但人们真正乐于阅读、学习的对象却是苏轼。陆游曾这样记载苏文流行的盛况：“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２３](Ｐ１００)这些现象反映出宋代文章学内部的矛盾，即观念中的文章学旨趣所设立的格调过高，而在实际的写作和接受过程中往往被悬置。在文章学确立的宋代，《史记》与《汉书》的比较还应该重视到的一层含义就是这种观念和实际的矛盾。《汉书》以其中正含蓄、自然古典赢得了理论维度上的尊崇，而《史记》则以沉痛真挚的情感、雄奇奔放的文学表现力深深地打动并感染了宋代以及后世的读者。

注释：

①关于宋代文章学的定位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认为宋代是文章学的革新期，参见周振甫著：《中国文章学史》，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二，认为宋代是文章学的成立时期，参见王水照、慈波著：《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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